【聚焦学理中国】“和合共生”与“本体安全”

【聚焦学理中国】“和合共生”与“本体安全”

何为“本体安全”

　　《列子·天瑞》记载：“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这是成语“杞人忧天”的原本出处，但一直以来人们对该成语的解读却有两种：一种认为其所嘲笑的是杞人无故“过度自扰”，另一种认为其所描摹的是杞人独具的“忧患意识”。其实从本体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的角度看，这两种相反的解读表达的都是同一种情状——面对不确定风险的、强烈的“生存性焦虑”（existential anxiety）与“前景性恐慌”（foreground panic），而所谓的“本体不安全”（ontological insecurity）就是这种生存性焦虑与前景性恐慌的“在场”。人类面临的能导致本体不安全的不确定风险有三类：第一类是重复出现，凭借经验与能力可以事先判定的“可知”风险（known risk）；第二类是曾经出现过但凭借经验与能力仍无法判定下次是否或何时出现的“不可知”风险（unknown risk）；第三类是从来没有出现过，凭借经验和能力无法预知与判定，但其最坏境况又是可以想象的“未知的不可知”风险（unknown-unknown risk）。如果从这一风险归类的复杂性与多层次性上来深入理解“杞人忧天”，我们必定会有新的感悟。

　　在大千世界中，人们即使具有正常的生活环境与条件，没有处在直接威胁生命与财产的现实中，却也不乏各种由深层焦虑所引发的本体不安全感，诸如方向性迷茫、意义感失落、价值观崩塌、身份性置换等，尽管这些似乎并没有对人造成具体、直接的“威胁”，或者更多的不是“物质性不安全”（physical insecurity），而是由“认同不可持续”造成的“认同性不安全”（identity insecurity），但这种由风险或威胁的“要素集合”（a whole host of factors）导致的本体不安全却会给人带来一种深层次的茫然与恐慌。甚至可以说，有具体明确的风险与威胁尚不可怕，而由具体威胁要素及认知误判抽象而成的“集合威胁”才是令人可畏的。

　　本体安全理论研究在国际关系学术界越来越受到重视，因为本体性不安全揭示的是生存前景的“不可知性”“不确定性”“不可理解性”“不被承认性”“不可抵御性”，反映的是引发生存性焦虑的自我失落感、渺小无助感、无可奈何感、不可预期感，其实质是一种“自我认同”难以稳定与持续的跨越传统边界的“结构性不安全”。对国际社会来说也一样，国家也是有本体安全需求的行为体，本体安全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安全战略设定。如当原有的霸权国家面对新崛起的大国时，会产生出莫名的本体不安全感；当原来的地区秩序被全球性事件所解构导致某些国家身份需要被重置时，就会生成强烈的本体不安全感；当持续恶性竞争、种族排外、移民难民等导致异质性冲突时，也会产生难以排解的本体不安全感。再如，一直有较强认同基础的欧盟，因近些年来新的社会风险猛增且以“要素集合”的方式催生与强化了欧洲人的本体不安全感，这些要素主要有：移民难民涌入、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经济与金融涨落的不确定性等。可见，本体不安全感既是“风险社会”的一种普遍社会特征，也是安全困境找不到确定性解时的深层焦虑与潜在恐慌。当然，现实中“物质性不安全”与“认同性不安全”是相互关联的，前者可以引发后者，后者也同样可以引发前者，也就是说，有具体客观威胁对象的现实性恐惧（fear）与呈现总体认知情状的预期性焦虑（anxiety）是交互的，其交互的关键问题有二：一是行为体如何获得或维护本体安全，二是何种战略才是良性（healthy）或非良性（maladaptive）的。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多数学者认为本体安全由国家认同与安全困境间所持有的张力决定 ，而对本体安全的寻求则不仅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所在，也是人类安全治理的至高优先级的价值所在。

　　自然，国际政治本体安全理论的研究呈现着丰富的多元性，既有安全研究的指涉对象多样，又有安全实施的效果不一，还有安全研究的方法路径各异。然而本体安全理论较之以往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之处却是研究对象的高度综合性，强调不同层次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体安全理论能较多地关注到全球化带来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有学者认为“非国家群体认同的兴起 ,有时会给国家安全甚至个人的正常社会生活带来危险，例如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等，是国家与国际社会在国内、国际两个层面上都需要面对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也会转换成传统安全问题”。

　　海德格尔在讨论“存在与回响”时这样强调：“最高的急难：无急难状态的急难”。本体不安全常常是这种的无急难状态“最高急难”。那么如何消解因生存性焦虑与前景性恐慌而产生的“本体不安全”？这就需要引入哲学的方法，即用价值的确定性来消解生存无常性与前景不确定性。展开来说就是要提出一种具有超越性与包容性的价值理念，为“安全”提供一个确定性的价值选择，以消解不确定世界所将产生的生存性危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上海学派提出的“和合共生论”不失为这样一种价值理念。

“和合共生”是本体安全之本

　　“和合共生论”的核心观点是：世界是互联共在、共存、共生的，人类的发展需要和合共建、共济与共享，达成这一价值目标的关键是“和合”，价值图景是“和衷共济、和合共生、和谐共享”。在深度全球化的当下，形成“和合共生”价值共识的最大效用是能帮助人们最大可能地消解所面临的种种不确定性，防止行为体间的相互认知误解与战略误判，进而最大可能地促成本体安全获得。

　　“和合共生论”的合理性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证，即该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切合世界运演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合规律性”主要考量共生的切合性，“合目的性”主要考量和合的可能性。

　　谁都不会否定，我们生存于一个万物共生的世界中，共生是一种合规律性的普遍现象。广义的“共生性”有丰富的内涵，具体表现在事物的同时性共在、历时性共存、互补性共济、和谐性共享中。同时性共在是外在于人及“先在于存在”的客观事实，万物共在是具有“绝对给予性”的自明性真理；历时性共存是“共在”在时间维度中延伸，“共存是人之‘在’的先在条件”，“共在存在论”认为万物在共在中互联共存，彼此涨落不一，形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互补性共济指生物圈中由自者与他者形成的生态链具有互补性，自者不仅是以他者的存在作为自己存在条件，而且以保全他者作为自我保全的基本方式；和谐性共享则是达成命运与共的境界与状态，位列价值排序最高端。

　　最先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提出“和合共生”理念的金应忠先生认为，“和合共生”的学理性逻辑体现在“相辅相成”“相异相合”“相反相成”上。然而，“共生”是相对于“共毁”而言的，虽然“共生”是国际社会的基本生存方式，但“共生”理念只是人类的底线理念，不是最完美的理想状态，而仅仅是最基础的生存状态。为此，需要在“共生”前加上前置词“和合”，组成“和合共生”才能体现人类的正向价值追求。在价值链排序中，“共生”处于“中端”，高于“共在”“共存”，低于“共建”“共济”“共享”，所以在 “共生”之前加上“和合”十分必要。

　　“和合”思想源之于中国古典智慧之书《易经》的安全哲学理想。“和合”之所以重要与可行，是因为“和合”范畴蕴含着中国“整体论”“共存论”的重要思想，也是达成“天人合一”“多元一体”“和而不同”境界的关键路径。《易经》的和合观最早促成了“天下思想”的形成，也生成了中国人观世界的独特视角与对人类文明的独特贡献。“和合学”创立者张立文认为，“和合”既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最贴切表达，又是中华民族活生生灵魂的最具体呈现。

　　其实，和合现象与共生现象一样遍及世界，也在人类发展史上多有展现与贡献，因而“和合共生”作为“天下之达道”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根据人类安全方式的演进，可以描绘出一条体现历史必然的“安全抛物线”，其重要特征是以“战争--竞争--竞合--和合”为节点，并且这些节点所形成的阶段性标志构成了这一抛物线的上升趋势，与此相应人类的“类群和合性”不断得以提升，国家间关系也不断从战争走向止战，从竞争走向竞合，从和平、和解最终走向和合。事实上，“和合共生”不仅有着其深厚的人类发展史基础，而且也在中国外交实践上有着其独特的践行，如强调多元多边合作的包容性外交，强调国际道义的结伴性外交，强调合作共赢的对接性外交，强调安全互保的镶嵌性外交，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共享性外交等，都是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的贡献，也是“和合之道”内在地切合人类社会演进“合目的性”的使然。

　　“和合共生”为何可以成为确保国家“本体安全”的重要价值理念？因为“和合共生”的价值目标设定，首先是反对战争寻求和平与安宁，其次是消除竞争寻求和解与合作，第三是超越既往“对立—对抗—对决”寻求和融与共享。特别是“共生不认为和平与秩序必须要有某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存在，而是可以经由共生方式来实现和平，各主体间不强求同一，相互联系而又共生”。

　　世界上难以消解的是非理性的异质性冲突，国际社会的本体不安全也大多源自各类异质性冲突，倘若“和合共生”作为共识被认同与践行，则能促进国际社会的“异质共生”，进而消解因认同不一致而导致的生存性焦虑与前景性恐慌，使本体安全具有其牢固的价值基础。当然，由于我们所处的世界是充满矛盾的世界，有矛盾就会有冲突，有冲突就会有冲突加剧与冲突消解的不同可能性结果，因而存有与“和合共生”相对立的“非和合共生”。虽然这两种状态都具有其“共生”的本体论意义，但在安全领域，“和合共生”更有利于本体安全的获得，“非和合共生”则会增强本体不安全感。“和合共生”作为人类本体安全价值之本的深层意涵是：天下多元一体，人类本为一家；地球家园为要，命运共同是旨。

“和合共生”与人类本体安全的寻求

　　在理论上，“和合共生论”体现的是作为国际关系研究中国范式的和合主义（peace-coopreatvism）语境，较之于西方的理论有其特别的价值优越性。我们以“篱笆”作为标志物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安全研究作一概括性的比较：现实主义安全观强调“有好篱笆才有好邻居”，于是掌控篱笆的国家权力与军力成为了首选要务，甚至霸权国把国家建设成“军工复合体”，把国际关系归结为“大国政治的悲剧”；自由主义安全观强调“有好通道才有好邻居”，于是基于相互依赖的制度性安排成为了首选要务，但这种制度性安排更多地限于其结盟的“小圈子”国家，关键时刻作为盟主的霸权国仍然以单边主义与“美国优先”来打压其他国家；建构主义安全观强调“有好认同才有好邻居”，于是国家间的认同塑造成为了首选要务，如欧盟为国家间的主权让渡提供了良好的范例。而和合主义安全观较之于建构主义更进一步，强调“有好关系才有好邻居”，于是通过“和合共生”达成“和合共享”成为了首选要务，中国把“亲、诚、惠、容”作为周边外交的首选原则，“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践行等，都呈现出“和合共生”的价值取向，为人类本体安全获得奠定着良好基础。

　　当然也有学者从问题的角度提出质疑，如虽然“和合共生”价值范式有利于国家间本体安全的寻求，但也不排除其作为一种“安全世界大同主义”（security cosmopolitanism）或“安全乌托邦”（securitopia）而存在有本体论陷阱。再如，“和合共生”能促进本体安全的获得，而本体安全理论又以超越个体与国家的“社会本体论”为前提，那么国际社会是否有真正的“社会世界”（social world ）的特征？世界是不确定的，但行为体要消解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就必须要有价值的确定性以应对之。西方的“帕累托最优”之解是：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发展自我。而超越西方的“和合共生”之解是：在帮助他人发展的前提下发展自我，这就是“和合共生”的价值之所在。中国在世纪之交提出的种种方略如“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和衷共济”“和合共生”“和谐世界”“和美中国”等等都是中国式的人类本体安全的寻求。

　　“和合共生”为人类的本体安全寻求提供了中国人的智慧与方略，为此中国在新时期适时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构想，并被写入联合国的有关决议之中。与此相应，中国在不同的全球安全治理领域，进一步尝试着深化与细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运作方案。就以全球安全治理为例，中国先后提出有关核安全、生态安全、卫生健康安全的三大命运共同体建设构想，以构画全球安全治理的新蓝图，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的践行。

　　第一，“全球核安全命运共同体”，其五大特征是：一致的政治指向，共同的国际责任，公共的安全机制，密切的国际合作，先进的核安全文化。核安全是处在人类最为优先级的安全议题，2019年，习近平主席在荷兰海牙第三届核安全峰会上提出“打造核安全命运共同体”。倡导要理性、协调、并进的核安全观，营造共建共享的核安全氛围，从而为核利用开发所生发的“本体安全”维护提供了中国方案。

　　第二，“人类与自然命运共同体”，这是生态文明与生态安全提升为世界话语的重要标志。习近平主席在今年的世界气候峰会上进一步提出了要建设人类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这既是中国人智慧的适时表达，也是世界人民期盼的共同归趋。

　　第三，“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是全世界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重中之重。习近平主席在今年的全球健康峰会上就全球抗疫合作提出了中国的主张：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就人类来说，生命健康权无国界、无种族、无关社会发展水平，因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人类共同的价值取向，这既是人类本体安全的最基本体现，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

　　面对种种全球性的危机与挑战，中国正踏着坚实的步伐努力推进与完善多领域、多层面的“全球共生系统”，当下“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与之相应的“全球核安全命运共同体”“人类与自然命运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都是体现中国智慧、践行“和合共生”价值理念、奠基人类本体安全价值前提的重要探索。

　　中国选择基于“和合共生”，达成“和合共建”，实现“和合共享”，这既是前进的路标，也是可行的路径，在全球安全治理领域，其展示的是获得人类“本体安全”可探索的蓝图，显示的是维护人类“本体安全”可预期的理想。

　　（作者系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原文链接：http://marx.cssn.cn/mkszy/yc/202109/t20210922_536176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