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潇枫：外来有害生物入侵与生物安全共治

经济全球化时代众多要素的多向流动，加速了世界人民的融合，也加快了生物圈群落成员的迁移。令人吃惊的是，打开国门与世界进行广泛的交流互动，气候变暖与生物物候期变化，使得外来物种入侵成为了随处可见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并且给国家与社会带来某种“生存性焦虑”。《2020中国生态环境状态公报》显示，全国已发现660多种外来入侵物种，其中71种对自然生态系统已造成威胁或具有潜在威胁并被列入《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219种已入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22年上半年，全国海关共截获检疫性有害生物173种，3.1万种次；境外预检淘汰不合格动物4.2万头，淘汰21.16%；并首次从进境种苗中截获光滑拟毛刺线虫、波斯茎线虫。值得一提的是，异类宠物市场兴起，使得许多不可能进行远距离迁移的生物物种，通过邮寄、携带甚至非法入境等方式，离开栖息地，穿越数万里，横跨大洋与洲际大陆，成为异国他乡的“异宠”，如巴西所罗门蜘蛛欧洲野蛮收获蚁、亚洲雨林蝎子、非洲发声蟑螂、剧毒澳洲红背蜘蛛等，而随着被盲目放生弃养现象频频出现，非法交易也日益增多，引发了众多新的生物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健康安全与社会安全问题。

一、外来生物入侵的界定与传入途径

外来生物入侵是指非本地生物（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以自然或人为方式对本地生态系统、人类健康、物种多样性造成危害的现象。作为特殊的“海外来客”，外来入侵物种主要指以非本地物种为主的陆地、淡水及海洋脊椎动物、无脊椎动物、植物和病原体。外来生物入侵有自然的或人为的途径。

一是自然入侵。生物圈中物种的基本生存方式是自然扩散式，即植物会通过根、茎、叶或种子的繁殖以及风力、水流、鸟类等动物携带而扩散，动物会通过自身飞行而进行远距离迁移。物种的自然扩散是大自然的造化，人们难以对空气流动、水体流动或昆虫鸟类传带加以防范。

二是人为的无意传入。这是一种主观上无故意但客观上通过交通运输工具及国际旅客被带入境内的。如源自北美洲的松材线虫，就是1982年由进口设备的木制包装箱带进境内的，其繁殖能力极强、食量惊人，可取食危害绝大多数阔叶树以及灌木、花卉、蔬菜、农作物、杂草等，对园林树木、经济林、农田防护林等造成严重威胁，几乎毁灭了香港广泛分布的马尾松林，现已对安徽黄山、湖南张家界的天然针叶林构成巨大威胁。再如毒麦与正常小麦在形态上难以辨别，随小麦引种传入我国，它的危害是通过其毒麦碱，造成误食的人、畜出现呕吐、昏迷等症状。事实上，绝大多数外来入侵微生物是随着引进的原木、幼树、苗木、花钵、土壤而无意传入的；其中76.3%的外来入侵动物是随着贸易物品或运输工具传入我国的。近年来，海关从旅检、邮件、快件、跨境电商等非贸渠道检测出有害生物因子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三是人为的善意引入。善意引入是指以观赏、饲养、提供食品、景观美化等为目的的引入，包括通过进出口粮食、水果、食用水生动物、饲料等农产品贸易途径的引入。在我国目前已知的外来有害植物中，超过半数以上的物种是善意传入的。如加拿大一枝黄花，曾作为菊科植物于1936年被庐山植物园引种栽培，该花颜色鲜亮、形似麦穗，起初被称为“幸福草”，多用于庭院装饰植物、花店里的配花，然而其危害在自然中的潜伏期竟长达半个多世纪，到了21世纪初在我国形成爆发趋势，在河南、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江苏等十几个省份都有较大范围蔓延，人们口中的“幸福草”变成了“蛇蝎美人”“恶之花”。再如引进我国并大量养殖的鳄龟，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肉食，但部分鳄龟侵入国内环境后尚无天敌，繁衍加快，届时就会破坏本地生物多样性与水域、湿地的生态平衡，甚至还会攻击人类。

四是人为的恶意侵入。一种是非敌对的恶意侵入，即明知违法而故意为之，如进境动植物产品中使用假证书等，加剧了动植物疫情传入风险。又如，以瞒报、漏报形式“偷渡”动植物产品的形式，特别是“异宠”入境频发。另一种是敌对的恶意侵入，即以“非传统战争”方式如通过各种手段实施生化武器与细菌武器的袭击，或以联合建立生物实验室等为名恶意引入本土不存在的外来有害物种等。事实上，外来生物入侵可以被利用为特定的“生物武器”，其特征是“非武力、非军事、甚至是非杀伤、不流血的”，目的虽非“领土之争“或“主权之争”，却对国家安全产生更大的隐蔽性威胁。更有甚者，敌对的人为恶意入侵是以危害对方全体国民的安全或破坏对方生态系统来击败对方为目的，因而“生物入侵”“生物危害”“生物威胁”“生物战争”“生物国防”“生物疆域”等概念被相继提出和受到重视。

二、外来有害生物入侵的非传统安全威胁

外来有害生物入侵是构成生物领域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重要原因，它不仅导致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的破坏，还不断引发新的生物疫情出现，对农业、畜牧业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害，对人的生命健康与社会稳定形成负面效应，甚至能够成为生物恐怖与生物战的重要方式，其破坏力会导致跨国家、跨区域甚至全球性的灾难。

植物类入侵物种的“暴涨式蔓延”。外来植物类入侵物种的生存策略是蔓延快速、繁衍叠加、种群暴涨，在生存竞争中成为“霸王群落”。如被称为“霸王花”“生态杀手”的加拿大一枝黄花，具有很强的侵占性，不仅在于其具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地下茎，而且还在于其种子小而多，能随风或通过汽车轮子携带进行长距离迁移，落地就能繁殖，一株植株可以形成2万多粒种子，每株植株跨年就能繁衍成一丛或一片，而且该花耐旱、耐贫瘠，能与灌木和杂草混长并吸取其他植物的养分，既可以在住宅区、厂区、公路铁路沿线、城乡荒地存活，又能在水泥地缝隙、石头缝中坚韧生长。再如源自南美洲的水葫芦，又名凤眼莲，1901年作为观赏植物传入中国，后曾作为动物饲料大量推广，不料其生长迅猛，植株数量在6至18天内可增加一倍，种子在几天内可以萌发生长，也可以休眠15至20年仍保持活力。目前水葫芦已在我国许多地区泛滥成灾，每年人工打捞清除费用竟达亿元。还有号称“植物杀手”的黄花刺茄、互花米草、紫金泽兰、薇甘菊等，其治理困难，难以根除。

外来物种的“暴涨式蔓延”势必威胁本地物种，其后果往往是灾害性的。外来物种或是对生态系统的直接破坏，或是通过基因渗透、杂交入侵生物而破坏生物多样性，或是破坏土壤环境造成本地区植物不能正常生长，或是改变水分均衡与水资源环境，或是影响大气环境，或是破坏景观的自然性与完整性，等等，从而对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动物类入侵物种的“无敌型杀手”。“无敌型杀手”的直接危害是造成本地物种的灭绝与丧失，如由于外来鱼种的引入，我国云南地区的432种土著鱼当中，仅剩三分之一本土鱼种，其余几乎灭绝。同时，外来有害生物甚至还会危及人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如原产地为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的福寿螺，其繁殖系数大、世代重叠、缺乏天敌，严重危害庄稼的正常生长，威胁生物多样性，传播人兽共患疾病。源自南美洲的红火蚁，其拉丁名意指“无敌的蚂蚁”，是全球公认的百种最具危险入侵物种之一，目前在我国广东、江西、四川等地区都有发现，其繁殖能力惊人，一个蚁巢可繁衍十多万只红火蚁。红火蚁除了破坏生物多样性，也严重危害人体健康，被其蜇咬后会有烧灼痒痛感，或出现荨麻疹或丘疹、水（脓）疱等，叮蜇人畜甚至能导致休克和死亡。除此之外，还有巴西龟、草地贪夜虫、马铃薯甲虫、鳄雀鳝、苹果蠹蛾等。

支撑“无敌型杀手”能力的生存策略之一是超级繁殖。如澳大利亚引入家兔后有个别被放生，仅过去30至40年，兔子数量就暴涨到了6亿只，把数万平方千米的植物啃吃精光，导致其它野生动物面临灭绝和“无敌兔灾”。再如美国白蛾的繁殖能力超乎一般人想象，一年内就能繁衍三代且能在代际之间产生叠加效应，仅一头雌蛾一次就可以产卵800—2000粒，平均繁殖后代3000万头，最多时还能达到2亿头以上。美国白蛾不仅危害杨树、柳树、榆树、法桐、白蜡、臭椿等多达49科108属300多种植物，而且除了松柏植物外，几乎能危害其它所有植物。有的外来入侵有害生物还会损害本地自然景观，对旅游业产生负面影响，如椰心叶甲作为危害椰树的外来生物，2002年首次在海南岛被发现，其对三亚的旅游胜地天涯海角、亚龙湾、南山等著名景区的生态景观造成极大破坏。

外来微生物入侵的“隐性式攻击”。微生物的特点在于其“微”，一般肉眼看不到，需要用专门的仪器进行查验。有的微生物需要用细微镜放大上百或上千倍才可见，特别是微生物入侵外来物种往往因其隐蔽性强、变异频率高、潜伏期短、危害性大等特点，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强的破坏性，使得防范外来微生物入侵成为各国的普遍性难题。微生物入侵外来物种给我国带来严重危害：最早发现于菲律宾的水稻细条病，1955年传入我国广东省，随之向华南及长江流域蔓延，对我国主要稻区的农业生产造成直接威胁。棉花黄萎病和棉花枯萎病于20世纪上半叶通过棉花引种传入我国，因针对性的防治办法缺乏，成为我国棉区的主要病害。甘薯黑斑病发现于日本，1937年传入我国辽宁省，短短43年遍及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不仅造成大规模窖烂和死苗的巨大经济损失，而且染病的甘薯还会对人畜有毒甚至会引发头晕乃至死亡。鳟鱼传染性胰腺坏死病毒最早发现于加拿大，后传入美洲、欧洲和亚洲，此病一度在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暴发。该病毒具有广泛的寄主范围，除鳟鱼外，还能侵染七鳃鳗、圆口纲脊椎动物、硬骨鱼类和一些甲壳类动物，对我国野生水生动物生存和水产养殖业的发展构成严重威胁。而近年来发生的新冠病毒、禽流感病毒、非洲猪瘟病毒、猴痘病毒更是其中的典型案例，不仅危害农业生产，更危害人的生命健康，造成巨大的社会经济危害。

三、外来有害生物入侵威胁的特征

一是高度隐蔽性。某些威胁主体很难被检测出来，或某些威胁已经产生危害而难以被人感知，如转基因生物会造成基因污染及杂草化问题，但对于这种破坏，人们不可能通过肉眼观察到，因而不易被感知与发现，使其难以在危害产生之前就得到有效控制。以外来植物为例，其入侵一般有引入、归化、潜伏、爆发四个阶段，前三个阶段的隐蔽性较高，有的作为观赏品或肉食品被引入而不知其危害性；有的在归化阶段能发挥“逃逸”功能而主动融入当地环境以确保自然繁殖与生存；有的在潜伏阶段能保持很长时间，从入侵开始就一直不显现出其破坏性，只待条件成熟才突然爆发而令世人震惊。

二是无序撒播性。外来有害生物在产生实际危害过程中，其时空的扩展和撒播特征十分明显，具有不断增强或复制的持续扩散性与致害力，甚至这种有害影响是可以代际的。如源自南美洲和中美洲的薇甘菊，其具有超强繁殖能力和攀援习性，喜光好湿，严重危害甘蔗、香蕉、柠檬、桔子、菠萝、咖啡、油棕、椰子、可可、茶叶、橡胶等作物的生长，可造成20%—50%的产量损失。再如源自北美洲及热带沿海地区的少花蒺藜草，其适应能力强、繁殖迅速、极易传播扩散，能够抑制作物生长导致减产，使优良牧草产量降低，使羊群不同程度发生乳腺炎等病症，严重时会造成肠胃穿孔而引起死亡。

三是灵活多变性。外来有害生物因其自身发展的灵活多变性而难以被控制与掌握，这就增加了危害实际发生的可能性和复杂性，其灵活多变性造成的生物多样性威胁会有一系列连锁反应，如一种植物会压制别的植物生长，受压制的植物数量减少，相应的昆虫数量也会减少，接着鸟类因食物减少而数量减少，害虫增多，庄稼地里的农作物就会遭殃。

四是危害传递性。如源自北美洲的豚草于20世纪30年代传入我国东北地区，其植株高大粗壮，成群生长，吸肥能力强，并有超强的适应和繁殖能力，不仅会引发“枯草热”，致使土壤干旱贫瘠，严重影响小麦、玉米、大豆、麻类、高梁等作物生长，传播甘蓝菌核病、向日葵叶斑病和大豆害虫等病虫害，而且每到豚草开花散粉季节，体质过敏者便出现哮喘、打喷嚏、流清鼻涕等症状，体质弱者甚至会引起其他并发症而死亡。

四、外来有害生物入侵的非传统安全风险上升

外来有害生物种类繁多、危害频现、影响难以评估，但普遍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农业畜牧业、人的生命健康安全等造成严重威胁。一是危害生态环境，破坏本地生物多样性，影响生物群落的结构稳定性及遗传多样性，加速生态群落失衡而引发退化，甚至造成难以估值的动植物灭绝等。二是危害粮食安全。以沙漠蝗为例，一平方公里面积的蝗虫群一天可以吃掉3.5万人的粮食，而沙漠蝗一天可以随风飞行150公里，控制不当会大面积扩散蔓延。一旦传入，会对粮食安全带来巨大危害。三是危害经济安全，导致作物欠收和农业生产力下降，防治外来有害生物的费用大幅增加，因采取多样的技术性贸易措施使通关速度减慢，对基础设施、本地渔业、旅游业和户外休闲产业、交通运输业等行业造成经济损失。四是危害国民安全和社会安全，如传入中国的豚草，其花粉所导致的“枯草热”会对人体造成极大的危害；1997年中国台湾暴发了猪口蹄疫，影响了猪的饲养、猪肉销售等相关行业，导致70万人失业。五是与传统安全交织而危害国家安全，比如外来有害生物既可以成为实施生态侵略的重要生物武器，也可以作为生物恐怖袭击的手段而危害社会安全，甚至还可以作为“隐性杀手”长时间潜伏而造成代际性的生态危害。

在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排序中，生物安全威胁越来越具有排序的优先性，特别是外来入侵物种的威胁性排序日益靠前，甚至被有的国家置于气候变化威胁之上。有专家认为，外来入侵物种可以构成“自我复制的污染”，比一般性的污染和土地退化等威胁要严重得多，如果重视不够或治理不力，则危害会不断加剧，甚至会对人类代际生存环境产生影响。

外来有害生物入侵导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不确定性、不单一性、不易控性等特征。2016年起，我国已是继美国、日本之后全球第三大宠物消费市场，但“异宠”在属性上不是“伴侣动物”而是未经人类驯化的野生动物，引入后既有很大风险，还可能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因此，要从大安全观与“全域安全”的新视角，重视外来有害生物入侵带来的非传统安全挑战，不仅要努力搭建国家间、区域间、国际间有害生物信息和技术交流合作的智网化平台，还要为全球非传统安全维护特别是生物安全共治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