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志江：朝鲜半岛次区域安全复合体建构试论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朝鲜半岛安全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主要偏重于从全球战略层次上对中美俄等大国在朝鲜半岛的战略博弈以及有关国家的朝鲜半岛政策进行分析，从地区层次建构朝鲜半岛的安全复合体并对其安全结构以及社会性建构模式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本文拟根据巴里·布赞的“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对朝鲜半岛作为东北亚次区域的安全复合体的形成、影响其安全结构的变量以及半岛社会性建构模式的发展趋向加以论析。

一、朝鲜半岛次区域安全复合体的形成

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人物巴里·布赞在论述“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时指出“一组国家，由于地理上的相邻使它们相互间的主要安全关注彼此紧密地相联系,以致它们的国家安全不能现实地被彼此分开加以考虑”。与全球主义和新现实主义重视全球层次不同，该理论以地区层次作为研究国际安全的视角。殖民化时代结束后，特别是冷战的结束，使得地区的重要性越加凸显，地区层次是“国家安全与全球安全两个极端之间彼此交汇的地方，也是大多数行动发生的地方”。地区层次不仅包括国与国间的关系，还包括地区间的关系，更涉及到全球层次的关系，所谓“地区安全复合体”即：“一组单位，它们的主要安全化、去安全化进程或者两者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它们的安全问题不能彼此分隔开来进行合理地分析或解决”。地区安全复合体的核心思想是：“由于大多数威胁在近距离传播比在远距离传播更容易，因此安全相互依赖通常会组成以地区为基础的组群，即安全复合体”。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安全依赖既可能是传统安全因素,也可能是非传统安全因素。朝鲜半岛作为东北亚区域安全复合体的一部分，显然也具备了两组以上安全单位及其安全关系相互依赖的特性，只是与东北亚安全复合体中主要的安全行为体——中美日俄等大国相比较，朝鲜半岛相对独立的安全行为体主要是朝鲜和韩国。朝韩两国仍然处于战争期间的停战状态，不仅传统安全关系无法分割加以解决，也存在若干非传统安全的相互依赖，而且朝韩两国与朝鲜半岛区域周边的中国、美国、日本和俄罗斯等国家也存在着区域间乃至全球层次上的安全利害关系，在朝鲜半岛的安全化和去安全化过程中,由于中国、美国、日本和俄罗斯等国家在朝鲜半岛具有重大的安全利益和安全的相互依赖性，并组成朝鲜半岛次区域的三大安全组群，即以朝鲜、韩国为相对独立的半岛内部安全组群和以中国、俄罗斯、日本等半岛周边区域与朝韩两国由于安全的依赖性构成的安全组群以及作为全球超级大国的美国通过安全介入和渗透机制形成的大国渗透型安全组群。显然，在三大安全组群中，上述有关国家与朝鲜半岛次区域在安全问题上的安全化和去安全化无法分割解决。因此，朝鲜半岛无疑形成了以朝韩两国为相对独立的安全组群，并在安全议题上相互依赖的安全行为体，以朝韩两国的组群为主体，在东北亚区域形成了朝鲜半岛次区域的安全复合体。

朝鲜半岛次区域安全复合体存在四个主要的变量,即边界、无政府结构、极性和社会性建构。首先，边界指的是能够将地区安全复合体与近邻的地区区别开来。朝鲜半岛次区域安全复合体具有明确的地理边界，其主要是以朝鲜半岛的自然地理空间为区域，通过鸭绿江与图们江与中国、俄罗斯在陆地区隔开来，通过日本海、西太平洋与日本、美国在地理上加以区隔，通过黄海、东海与中国在海洋边界上相邻，朝鲜半岛具有独立的地理单元空间和在安全上由朝韩两国相对主导的安全结构的依赖性。其次，无政府结构。朝鲜半岛次区域朝韩两国通过休战线陆地和海洋相邻，但是半岛却并没有统一的政治力量来主导，自从朝鲜半岛停战委员会结束其使命后，也没有成立共同的管理机构来主导半岛的安全结构和安全治理，所以，朝鲜半岛实际上处于无政府状态。由于朝韩两国紧密相邻，在安全相互依赖中,根据毗邻增加安全互动的一般法则，安全威胁往往在近邻间表现得更为强烈，所以，朝鲜半岛的无政府状态和朝韩两国近距离安全相互依赖的效应，,得朝鲜半岛安全态势经常处于严峻的状态。第三，极性。朝鲜半岛次区域存在三大安全组群，即以朝鲜韩国为相对独立的半岛内部安全组群和以中国、俄罗斯、日本等半岛周边区域与朝韩两国由于安全的依赖性构成的安全组群以及作为全球超级大国美国通过安全介入和渗透机制形成的大国渗透型安全组群，这三大安全组群形成了朝鲜半岛次区域的安全结构。尤其是虽然长期存在着以朝鲜和韩国在政治、军事上相互对峙为主的安全组群结构，但是，苏联解体以后，美国作为全球性大国，其通过渗透机制与东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联系起来。美国通过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把它的势力渗透到了东北亚的安全事务中，这当然也包括朝鲜半岛安全事务。朝韩两国与次区域周边国家如日本之间也存在安全和政治等领域不同程度的对抗（如领土争端、历史问题等），这使得美国有机会对本地区进行安全渗透，并生成以联盟和霸权护持为特征的东北亚区域的安全结构，从而极大地影响朝鲜半岛次区域的安全结构。而中国、俄罗斯、日本作为在朝鲜半岛具有重大安全战略利益的利益攸关方，显然，与朝鲜半岛具有重大的安全依赖性，尤其是中国作为与朝鲜半岛海陆相邻、具有重大地缘战略利益的国家,其维护朝鲜半岛无核化和维护半岛和平、稳定的立场和政策势必对朝鲜半岛次区域的安全结构产生影响。最后，关于朝鲜半岛次区域的第四个变量是半岛的社会性建构。朝鲜半岛次区域的社会性建构模式常常受到诸如政治对抗、军事对峙和历史、文化、地理、安全问题的影响，正因为毗邻，且长期的南北互不信任、军事上对峙和朝鲜战争的历史阴影以及对民族情感的伤害导致了朝韩两国间的政治信任度低下，彼此将对方的政治或国内行为“安全化”，所以，朝鲜半岛的社会性建构模式无疑处于冲突状态，并使得全球大国的力量得以充分渗透。但是，同样是因为朝韩两国南北地理相邻，由于自然灾害或人类活动所带来的威胁具有同生性以及生态环境等威胁的共同性，因此,朝韩两国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也具有合作的空间。由于朝韩两国曾合作过如开城工业园区以及金刚山旅游等项目，彼此均愿意建立合作的制度框架或规范，以使得合作关系在朝鲜半岛展开。因此，朝鲜半岛作为以朝韩两国相对主导的既相互独立，在安全上又相互依赖、难以分割的国际行为体，显然具备了独立的次区域安全复合体的特征，其安全结构由该次区域的四大内核变量所决定，并影响着朝鲜半岛次区域安全复合体的社会性建构模式。

二、朝鲜半岛次区域的“安全化”

所谓“安全化”，是指“一种话语进程，在这个进程中，一种主体间理解在政治共同体内部得以建构起来，这种理解把某事物看作对其指涉对象的一种生存威胁，并由此得以要求为处理该威胁而采取紧急和特别的措施”。朝鲜半岛次区域安全复合体，是由本地区潜在或现实存在的共同安全威胁所导致的行为体安全实践的意愿和互动所建构而成的。作为地区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安全化”，必须“具有三种成分（或步骤）：‘存在性威胁’、紧急行动以及通过破坏自由规则来影响单位间的关系”。这三种成分体现了逻辑上的递进关系——只有当问题被当作“存在性威胁”提出，才能进而采取紧急措施，然后“证明这些措施固然超出了政治程序正常限度但仍然不失为正当”。在朝鲜半岛安全问题上，既存在传统安全的威胁,也存在非传统安全的威胁。我们讨论的安全指涉对象主要是国家，当问题具体指向朝鲜半岛的国家时，主要行为体包括朝韩两国和中美日俄等次区域安全相关国家，其“安全化”显然主要是传统安全的威胁。当然，朝鲜半岛次区域也有包括经济危机、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能源安全、自然灾害、生态破坏、跨国犯罪、毒品、走私、海上贸易通道安全、海上援助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因此，朝鲜半岛次区域的“安全化”与“去安全化”，议题复杂且进程缓慢。从传统安全来看，一方面，朝鲜半岛次区域南北主要行为体朝韩两国长期处于政治上对抗、军事安全上对峙的状态，而朝鲜的核开发和导弹发射等举措则加剧了次区域的安全紧张态势，迫使韩国不得不采取超常规的安全手段加以应对,如“延坪岛炮击事件”等，导致朝鲜半岛次区域“安全化”态势呈螺旋式上升；另一方面，超级大国美国的介入和渗透，加剧了朝鲜半岛次区域的“安全化”。巴里·布赞对超级大国的定义为：“超级大国地位的标准很高，它要求具有能够在整个国际体系非常广泛的范围中行使权力的能力，在体系中所有地区或几乎所有地区的安全化和去安全化进程中必须是积极的行为体,无论作为威胁、支持者、盟友，还是作为干涉者。”苏联解体后，符合这一定义的国家只有美国。目前，美国有实力，同时也有意愿在朝鲜半岛次区域进行渗透和施加影响。美国作为太平洋国家，太平洋西岸的东亚地区一向是其战略重心之一，正如前国务卿鲍威尔所说的：“美国将不会放弃其在亚洲的战略位置。”由于美国作为全球性大国对朝鲜半岛次区域的安全渗透，尤其是通过强化美韩同盟和美日同盟，大规模在朝鲜半岛次区域进行“关键决断”等军事演习，导致半岛安全紧张局势愈演愈烈,美韩大规模军事演习的威胁和朝鲜对核武器的开发以及导弹的发射，使朝鲜半岛次区域呈现出朝鲜—美韩非对称性平衡的安全结构，并由此加剧半岛次区域的安全化。因此，主导朝鲜半岛安全结构的朝韩两国的互不信任和相互对抗以及区域外全球性大国美国、日本对半岛安全的渗透和依赖，是导致朝鲜半岛次区域“安全化”的主要原因。

当然，朝鲜半岛次区域也存在着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安全化”问题。首先，自然灾害所导致的“安全化”。半岛本身存在着大量的自然灾害的威胁，随着人类对经济活动开发的日益增多和极端性气候变化所导致的洪涝旱灾，显然也是导致朝鲜半岛“安全化“的因素，并迫使朝韩两国在军事上紧张对峙的状态下寻求合作。韩国一方面加强立法，出台了《自然灾害对策法》《自然灾害对策法施行令》《自然灾害施行规则》，另一方面加强信息技术的交流与改进，提高预警能力。2015年3月,韩国国土交通部通过了“新一代中型卫星搭载体开发项目”，计划自2019年起韩国可以利用黑白分辨率0.5米、覆盖宽度12公里的高精密摄像机收集空间数据。这将有助于应对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等问题，甚至在东亚地区防灾减灾、环保、城市规划等领域有望实现突破。自然灾害已然是朝鲜半岛“安全化”的重要议题。其次，生态破坏与环境恶化所导致的“安全化”。由于过度利用和开发，朝鲜半岛环境生态也受到破坏，韩国工业化时期“三废”和生活污水大量排入海洋，造成了半岛海洋环境的污染。最后，朝鲜半岛是连接大陆和海洋的纽带，海上通道的安全是朝韩两国都十分关注的议题。海盗活动、海上跨国境犯罪等无疑严重影响海上通道的安全，从而需要朝韩两国采取海上的特别或紧急措施来维护海上通道的安全。尤其是海上犯罪所引起的海域的“安全化”。海上犯罪是泛指所有通过海域以达成犯罪的行为，包括海上非法走私、非法移民（偷渡）、非法枪支运输、毒品贸易甚至海盗等。因此，朝鲜半岛次区域存在的经济萧条、社会安全、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能源安全、自然灾害、环境生态破坏以及跨国犯罪、毒品、走私、海上贸易通道安全、海难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也有可能导致朝鲜半岛次区域朝韩两国的“安全化”。

三、朝鲜半岛次区域社会性建构的战略趋向

根据巴里·布赞等提出的安全结构模式演变的理论，区域安全复合体可以有冲突形态、安全机制和安全共同体三种可能性。我们认为朝鲜半岛次区域安全复合体亦然。由于朝韩两国政治上的对抗和军事上的长期对峙以及美国军事联盟体系的介入和渗透，朝韩两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不太可能建立朝鲜半岛次区域安全共同体。从朝韩两国间的传统安全问题来看，冲突形态已然形成。朝鲜半岛次区域社会性建构的安全趋向，不仅取决于朝韩两国，也取决于区域外中美等战略大国对半岛安全复合体社会性建构的影响。中美两国是影响朝鲜半岛次区域局势的主要安全行为体，其对半岛安全事务的战略互动，必然影响朝鲜半岛次区域的社会性建构的战略走向，而朝韩两国对半岛南北关系的调整，无疑也将对朝鲜半岛次区域社会性建构趋向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从全球安全结构层次分析，美国的东北亚战略及其朝鲜半岛政策,是朝鲜半岛次区域社会性建构的最大变数。从美国在半岛的战略考量来分析，朝鲜半岛局势虽然曾经由于韩美“关键决断”联合军事演习和对朝鲜的“极限施压”以及朝鲜的核试验、导弹试射等安全问题而剑拔弩张，但是，朝鲜半岛并不具备发生大规模战争的条件。主要是因为美国的东北亚战略决定了其无意在朝鲜半岛发动第二次大规模的朝鲜战争，并推翻朝鲜政权。美国出于遏制和牵制中国在东北亚势力发展的战略考量，仍然长期维持对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冷战思维，而朝鲜则成为美国在东北亚对中、俄进行战略遏制的“棋子”。因此，美国在东北亚一方面强化韩美同盟和日美同盟，多次进行大规模针对朝鲜的军事演习；另一方面却以朝鲜和平发射卫星和进行核试验以及导弹试射为由，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进行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因此，将朝鲜塑造为半岛和东北亚地区安全局势的“挑衅者”，以为美国战略上介入朝鲜半岛事务提供抓手，符合美国在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战略利益。此外，美国利用“纽约渠道”，有效地管控朝鲜半岛危机，在朝鲜半岛局势临近战争边缘时，美国会及时启动“纽约渠道”，与朝鲜进行交涉，以避免朝鲜半岛发生战争。因此，当韩国文在寅政府特使团抵达美国访问，并转达Kim Jong-un要求在暂停核试验和导弹发射的情况下举行美朝首脑会谈的建议时，美国特朗普政府欣然同意与朝鲜进行首脑会谈，其在宾夕法尼亚州演讲时谈到自己的朝鲜政策时说：“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如果没有什么进展，我可能很快就会转身离开。或者我们可以坐下来，为世界达成最伟大的‘交易’……相信朝鲜希望实现和平，我们也展现了我们的实力。”而特朗普的所谓“交易”，必然是以朝鲜暂停导弹试射、放弃核开发、市场开放等换取朝美建交以及签署《朝美和平协定》，并开拓抢占朝鲜这一新兴市场。特朗普期待朝鲜会信守承诺，在朝美首脑峰会前都不会试射导弹。美朝首脑会谈于2018年6月在新加坡举行，美国特朗普政府以朝鲜废弃宁边核试验基地和停止核试验以及导弹研发为条件，将解除对朝鲜的经济制裁。实际上其所关心的并非核问题，而是朝鲜有待开发的市场和资源利益，对此朝鲜心知肚明，其已经提议美国企业麦当劳进驻朝鲜,并欢迎美国资本前往朝鲜投资。美朝首脑最终实现，并达成有关协议，将意味着朝鲜半岛次区域安全化紧张局势得以缓和,朝鲜半岛次区域的社会性建构模式将呈现出由冲突形态向和平机制过渡的趋向。

其次，从区域安全结构层次分析，由于中国作为朝鲜半岛次区域重要的安全利益攸关方，朝鲜半岛的“安全化”显然不利于中国的安全战略利益，因此，中国坚决反对朝鲜核开发，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以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为此，中国提出“双轨并行”“双暂停”等建议，无疑具有缓和半岛紧张局势，降低半岛“安全化”的作用。中国一方面对于朝鲜违反核不扩散机制进行核开发、威胁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和平稳定的军事挑衅行为将明确加以反对；另一方面强调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和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以及通过和平、对话等外交途径是解决朝核问题的政治基础。中国反对任何危害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行为，同时，中国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维持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有助于协助朝鲜解除“安全困境”从而达到敦促朝鲜放弃核开发、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目的。随着朝鲜领导人来访，中朝关系经过再调整，已经逐步进入持续稳定的发展时期。解决朝鲜的核开发等问题，与中国在朝鲜半岛次区域的安全利益密切相关，但也不是中朝关系的全部内容，朝鲜也是中国进行东北振兴和图们江开发国家战略实施以及打通日本海进入北太平洋的不可或缺的战略合作伙伴。因此，中国无法也不应该单方面对朝鲜施加经济和外交压力，因为这不仅不符合中国一贯的和平睦邻主义的外交原则，而且，对朝鲜的粮食和能源等援助，也不可能转化为对朝鲜进行外交施压的筹码。所以，将朝核问题未能解决乃至朝鲜半岛“安全化”的责任转嫁给中国是不负责任的。因此，2018年5月3日，在朝鲜访问的中国外长拜会Kim Jong-un时表示：中方支持和祝贺北、南领导人成功会晤，并发表划时代的《板门店宣言》。2018年5月7～8日，Kim Jong-un再次访华，与中国领导人在大连进行会谈，中国对朝鲜政策进一步加以调整，就中朝关系与朝鲜半岛局势，中朝两国领导人已经达成四点共识：一是继续发挥高层交往的引领作用，中朝两党两国通过互访、互派特使、互致信函等多种形式保持经常联系；二是充分用好战略沟通的传统法宝，经常就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充分发挥党际交往的重要作用，促进两国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加强沟通与互信；三是积极促进和平发展，中朝两国共同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两国将共同努力，顺应时代潮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本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四是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双方应该通过各种形式，加强两国人民交流往来，巩固两国友好关系民意基础，特别是加强两国青年一代交流,继承和发扬中朝友好的优良传统。在维护中朝传统睦邻友好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中国对朝鲜的战略影响力，显然有助于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

最后，从朝鲜半岛次区域朝韩两国主要安全结构层次分析，朝鲜半岛次区域的安全化主要行为体是朝韩两国。朝鲜半岛的南北关系，虽然在法理上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外交关系，因为双方虽然是联合国成员国，但是，彼此均否认对方的主权。尽管如此，朝鲜半岛南北关系和韩国的对朝鲜政策与韩国的外交安保密切相关，因此，对朝鲜的政策也就必然成为韩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环节。文在寅政府上台后，显然与前任卢武铉政府一样，倾向于对朝鲜实行温和的和平繁荣政策，主张通过对话解决朝核问题、改善朝韩关系。文在寅当选总统前,即表示可以与美国协商后访问朝鲜：“我可以与Kim Jong-un坐下来谈判，但是我不会为了会谈而举行会谈。我将在解决核问题得到保障的条件下与Kim Jong-un见面。”2017年4月10日，针对美国海军航母编队向朝鲜半岛开进，文在寅对美国特朗普政府将战争作为选项可能袭击朝鲜表示担忧，其表示：“我将竭尽所能避免半岛发生战争。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允许其他国家决定半岛的命运。”[18]文在寅的对朝鲜政策显然绝不允许朝鲜半岛发生战争，当然，韩美同盟是韩国国家安保的重要基石，文在寅政府不会对韩美同盟关系进行调整，但他强调在朝鲜半岛问题上韩国政府应拥有主导权。因此，2017年7月在汉堡G20会议期间,文在寅总统即提出了实现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柏林构想”，即由韩国主导半岛事务，构筑朝鲜半岛永久和平机制，坚持与朝鲜对话和人文交流，重启对朝援助及经济合作，重开离散家属会面，打造朝鲜半岛经济一体化的蓝图。所以，为了反对朝鲜进行核开发，维护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及其和平稳定，文在寅政府必将从战略上对朝鲜半岛局势的演进加以协调和主导，并通过“柏林构想”和南北首脑会谈以改善南北关系。一方面，文在寅政府将加强中韩美三国在朝鲜半岛事务尤其是朝鲜核问题上的战略协调，利用韩美战略同盟关系，敦促美国与朝鲜进行对话与谈判，改善美朝关系，以改善朝鲜的安全环境，同时，将共同应对朝鲜核问题，作为进一步充实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的重要举措，加强与中国进行战略对话和协调，建立由中美韩朝四国共同保障的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另一方面，文在寅政府将主动掌控朝鲜半岛局势演变的战略主导权，通过推动南北关系的“去安全化”进程，以改善南北关系。2018年4月27日，朝韩两国领导人在板门店进行会谈，并在韩方一侧的“和平之家”签署《关于实现半岛和平、繁荣及统一的板门店宣言》（简称《板门店宣言》），宣布双方停止一切敌对行为、将在2018年8月15日举行离散家属会面、共同推进将停战协定转换为和平协定以及在开城设立南北联络处等，双方还就韩国总统文在寅于今秋访朝达成了一致。因此，文在寅政府必将对朝鲜的人道主义援助和韩朝经济合作与朝鲜的核开发和导弹发射问题脱钩，在坚决反对朝鲜核开发，维护朝鲜半岛无核化方面加强与中美战略协调外，在建构朝鲜半岛“去安全化”和平进程中，加强与朝鲜的沟通和对话，并逐步恢复卢武铉政府时期与朝鲜签订的《10·4共同宣言》中提到的海州工业园区建设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以改善朝鲜的投资环境，同时重新启动金刚山旅游事业和扩大开城工业园区建设，以建构朝鲜半岛南北经济共同体。因此，韩国文在寅政府的对朝鲜政策和Kim Jong-un政权在朝鲜半岛次区域的安全互动，将成为影响朝鲜半岛次区域社会性建构战略趋向由冲突形态向安全机制转型的重要因素。

虽然朝鲜进行了多次核试验和导弹发射，并宣布废除《停战协定》，并不表明朝鲜将发动对韩国的战争，而只是朝鲜惯于玩弄的战争边缘性危机的一环，其根本目的是要以此迫使美国与其直接对话，实现朝美建交和签署《朝美和平协定》，并将停战机制转换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而朝鲜的地缘环境以及其可数的几枚核武器也无法与美国这样拥有庞大的核战略武器库的国家进行核战争。因此，朝鲜的所谓“挑衅”，也只是为了谋求摆脱其自身的安全困境，绝不表明朝鲜希望再次发生大规模的朝鲜战争。因此，朝鲜领导人在其《元旦献词》中首次表示朝鲜有意参加韩国平昌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并强调有必要在新的一年改善朝韩关系，实现朝鲜半岛南北对话、和平与合作。在平昌冬奥会期间，朝方没有进行新的核导试验，美韩也暂停了针对朝方的联合军演。在南北关系缓和的情况下，南北双方在板门店举行了高级别会谈，朝韩双方还以平昌冬奥会为契机，实现了朝鲜高级别特使团对韩国的访问，并达成了4月底举行南北首脑会谈的协议。朝韩两国对半岛南北关系的调整和中美等国家对朝鲜半岛战略局势的管控，显然有助于降低朝鲜半岛次区域的安全化强度，在朝韩两国关系的持续改善和积极推动下，朝鲜半岛经过4月底的南北首脑板门店会谈和6月份即将在新加坡举行的朝美首脑会谈，必将有助于进一步解决朝鲜核开发和导弹发射等威胁半岛和平的“安全化”议题，从而在朝鲜半岛次区域进一步积累政治和战略上的相互信任，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等领域推进南北之间的安全合作，最终实现朝鲜半岛次区域社会性建构由安全冲突形态向安全合作以及和平机制过渡。

综上所述，巴里·布赞、奥森·维夫等有关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为朝鲜半岛次区域安全复合体的构建奠定了理论基础，朝鲜半岛次区域的“安全化”和“去安全化”进程体现了朝韩两国和朝鲜半岛次区域相关安全组群在次区域安全复合体安全结构中的地位，只要朝韩两国和朝鲜半岛次区域中美日俄等相关安全组群在安全相互依赖过程中，进一步加强“去安全化”的努力，加强有关安全行为体的对话、协调和沟通，注重和解、和平与合作，并发挥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外溢”效应，朝鲜半岛次区域安全复合体的社会性建构必将逐步由安全冲突形态向安全合作以及安全机制形态过渡。

文章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05月上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