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铁军：日本特色的地区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伴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拓展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广，加强对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日益凸显。相应地，中国高校中出现了新一轮区域国别研究（area studies）的热潮，具体表现为，在教育部2015年公布的37个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之外，各大学又新设置或者改造了一批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如2018年成立的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等。另外，一些大学的研究机构也开始就区域和国别研究组织专题讨论，并刊发相关的研究成果。实际上，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历史是比较长的。

1964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文件在高等院校中首批设立的三个国际政治系，即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和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其人才培养和研究重点依次分别是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苏联和东欧地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这种设置既有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上的考虑，也有地缘和区域上的考虑。可以说，新中国的国际政治学，在其创制时期即带有浓厚的区域国别研究色彩。

经过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中国的区域和国别研究从无到有，目前已形成比较完整的研究体系，有众多研究人员，并且在一些领域也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现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地区和较重要国家都能在中国大学中找到相应的研究中心。相比较而言，我们对其他国家的区域国别研究注意得比较少，相关研究成果介绍引进得也比较少。地区研究，最为重要的是综合和比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闭门造车，结果可想而知。北京大学出版社最近推出了由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组织编写的四卷本《日本国际政治学》中译本，其中第三卷为《地区研究与国际政治》，为了解和观察日本的区域国别研究（为行文方便，以下将区域国别研究简化为地区研究）状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也为反思我国的地区研究，提供了一个参照。

地区研究包罗万象，既包括众多的地区和国家，也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民族、宗教等诸多领域，对此展开全面论述，将超出本文的篇幅和本人的学术能力。本文主要基于《地区研究与国际政治》刊载的国分良成教授②的卷首论文及其他日本学者的研究，旨在简要梳理日本地区研究的概况及历史发展轨迹，分析其主要特色，并指出其中可为中国借鉴之处。

在地区研究方面，日本可谓一个大国。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地区研究在日本国际政治研究的学术体制中占据了稳固的地位。

根据国分良成教授的研究，自日本国际政治学会1956年成立以来，地区研究一直是该学会三、四个主要研究领域之一；在日本学术会议中，地区研究也确保了一个专门委员会的地位，并成为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的资助领域之一。在日本各主要大学内，普遍设有地区研究的教学和研究部门。此外，还有一些专门从事地区研究的半官方研究机构，如著名的亚洲经济研究所等。这与美国和中国的情况有较大不同。美国虽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地区研究的主要推动者，也是其他国家开展地区研究的主要学习对象，但在美国大学教育体制中，与其他传统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相比，地区研究处于一种弱势的、主要是发挥“数据库”功能的地位。地区研究强调特定地区及国家的个性与特征，传统学科则强调带有普遍性的理论构建与验证。这两者之间难免存在紧张关系，而在重视普适性理论的美国学术界，两者博弈的结果自然是强调特性的地区研究逐渐走向边缘化，或者向传统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靠拢。在中国，虽然如前所述地区研究在新中国国际关系学创生过程中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即便是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下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也还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其他还有部分地区研究散落在外国语言文学和世界史学科中，地位颇为尴尬。日本的地区研究不仅没有被定位于学科之下，而且在理解现代社会方面发挥着部分基础性的作用。美国和中国的地区研究则不似日本地区研究所处的位置那么重要。

第二，日本的地区研究具备相当高的水准，在国内外都获得了较高的评价。

在自我评价方面，1922年，日本学者石川一雄与大芝亮发表了一项对1980年代日本国际关系学者的问卷调查的结果，对于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在哪些研究领域最为优秀这一问题的回答，得到评价最高的就是地区研究（39.2％），其次为历史研究（37.3％），对理论研究表示满意的仅为6.4％。国际范围内的同行评价，似乎没有类似的基于问卷调查的定量研究。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及所接触到的中国的地区问题专家中，包括俄苏问题专家、非洲问题专家、中东问题专家、东南亚问题专家、拉美问题专家等，都对日本同行的研究成果给予高度评价。在日本从事地区研究的有代表性学者中，已经故去的老一代学者暂且不论，现在仍活跃在研究第一线的学者，如中国研究者毛里和子、国分良成、高原明生，东南亚研究者白石隆、山影进，俄苏研究者木村汎、下斗米伸夫、松里公孝、岩下明裕、袴田茂树等，其研究成果即使放在国际学术界也堪称一流水准。而从地区研究的教学对象来说，在日本大学中，无论是在本科生课程还是研究生课程中，地区研究也是学生比较喜欢选择的专业。

第三，与其他国家的地区研究相比，现代意义上的地区研究在日本起步较早。

日本的地区研究至少可以追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及战争期间，如战前和战争期间以满铁调查部为代表的对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的研究、南方军政部门对东南亚各主要国家的研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务实、细致、综合性和累积性强等特点。战后日本的地区研究从自己独特的战后境况（既是战败国，又是战后西方阵营的一员；既是亚洲国家，又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一员；既是美国的盟友，又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历史上、经济上有特殊关系）出发，既注意吸收借鉴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地区研究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乃至开展地区研究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又秉承自身地区研究的传统，在充分占有资料和获取在地知识的基础上追求本国学术研究的自主性和独创性，力争将地区研究的各个环节都做实做细，这包括重视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重视对当地语言和文化的学习，重视运用综合方法进行研究，重视资料的搜集、整理和保存，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和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价值等，长此以往，便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地区研究大国，其研究路径和经验教训颇值得其他国家的地区研究者参考。

日本地区研究在学科体制所占据的稳固地位、其较高的研究品质，以及颇具特色的研究传统是如何形成的呢？国分良成教授在其文章中认为，日本的地区研究主要是战后受美国影响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其发展轨迹是“从进口到本土学科”。他以庆应大学教授石川忠雄为例，石川教授在美国亲历了1950年代地区研究的黄金时代，归来后在庆应大学筹建政治学科中的地区研究。但与此同时，国分良成教授也认为，若就地区研究的一些基本要素而言，如语言学习、文献调查、实地调查、共同研究，可以说地区研究在古今东西的历史中都是存在的。就日本来说，战前位于上海的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和位于东北的大型国策智库满铁调查部，也可称为一种地区研究机构。

笔者认为，在战后知识真空状态之下，的确可以说日本学科体系的重建极大地依存于美国；在地区研究机构的设置及其研究方法方面，也深受美国的影响。但在考察日本的地区研究史时，实不能将战前的研究史一笔带过，而仅仅从战后算起，因为就地区研究的重点领域、机构、人员、方法、特色等方面而言，日本的地区研究多奠基于战前。日本战败后，相关机构遭到解散、美国占领日本和战后和平主义的盛行等政治大气候的变迁，虽然一度造成了日本地区研究机构的断裂和研究内容的转向，但地区研究作为一种获取“学知”的理念、方法和途径，不会因为政治和对外关系领域的巨变而消失殆尽，而会以“研究传统”的形式从各方面对其后日本的地区研究产生影响。

已故日本研究美国问题的著名学者、东京大学斎藤真教授在考察战前日本的美国研究状况时曾指出，战前日本既存在“美国研究”的用语，也存在美国研究的事实，并且有些研究，如高木八尺教授从1924年开始在东京帝国大学开设的美国政治外交史课程，即便在当时世界范围内来看也是相当前卫的。也许可以说制度化的地区研究是从战后开始的，但战前和战中日本便存在地区研究的概念和大量实践，在一些领域如亚洲研究，还有着较为深厚的积累，并造就了不少地区研究专家，如中国研究者内藤湖南、尾崎秀实、中山优，美国研究者高木八尺、松本重治，印度和伊斯兰教研究者大川周明，东南亚研究者板垣舆一等。而其中一些专家，如板垣與一，在战后日本的亚洲研究中仍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有关这方面的探讨，日本学术界近年来已经出版了不少研究成果。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长期以“富国强兵”为国策，经过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而作为世界列强的一员登上国际舞台，推行帝国主义政策，先后强行将中国台湾和朝鲜变为自己的殖民地。为巩固自己在台湾和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日据期间对台湾和朝鲜进行了大量的自然状况、资源禀赋、风土人情、经济作物、政治社会结构、契约制度等方面的“实态”“惯行”调查。后来随着日本逐步扩大其侵略范围，又在中国东北（伪满地区）、华北和东南亚占领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实地调查。从事调查工作的人员很多是当时日本各帝国大学的毕业生和类似东亚同文书院这样的专门学校毕业生，所使用方法是类似今天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调查的方法，详细具体的调查成果作为资料被系统地加以整理，并在此基础上编撰各种内部报告和公开出版物，为日本政府的扩张和占领服务。日本的地区研究传统有相当大一部分便来源于此。

由于日本地处东亚，明治维新之后采取的扩张政策和殖民活动也主要在东亚，所以，相对于其他地区研究，日本的亚洲研究（日本也称东洋研究），起步更早，人员更众，成果更多，积累也更丰厚。以中国研究为例，其涵盖的领域既包括对以历史、思想和文化研究为主的过去的中国研究，也包括以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为主的对当时中国的研究，研究成果的数量很大，而且即便在今天看来，其所包含的信息量也很大。

战前从事中国和亚洲研究的一些重要的研究机构包括：（1）东亚同文书院。该院位于上海，成立于1900年，终结于1945年，兼有培养从事对华工作人才、搜集情报和研究出版功能，出版物包括中国各省省志、《中国年鉴》，以及各种内部专题调研报告。（2）满铁调查部。总部位于大连，1907年成立，1945年解散，名义上是满铁的调查部门，后来实际上发展成为日本的国策智库，巅峰时期雇佣各种调查员达2000余名。先后开展的调查活动包括：满洲朝鲜历史地理调查、华北资源调查、冀东农村实态调查、支那抗战力调查、华北农村惯行调查、华中惯行调查、战时经济调查、南方占领地调查等。满铁调查部除发行定期刊物如《满铁调查月报》《满洲经济年报》外，还调研撰写了大量内部专题报告。满铁调查部的研究人员，战后有不少进入日本政界、大学和企业界并成为行业领军人物。（3）东亚研究所。该所1938年成立，1946年解散，其财产由公益财产法人政治经济研究所继承。东亚研究所为日本企划院下设的国策研究机构，曾有1000余名研究人员，近卫文磨曾担任该所总裁。东亚研究所从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的综合视点出发，对满洲、南洋、蒙古、苏联远东地区、印度（含缅甸）、中近东、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其附属岛屿进行综合性的地区研究，公开发行机关刊物《东亚研究所报》，承担内部调研报告。（4）东京帝国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该所设立于1941年，一直延续至今。设立时宗旨为对东洋文化展开综合研究，参与部门有文史哲、政法和经济商业三大领域。

由此可见，战前日本的地区研究尤其是在东亚研究方面，无论从组织机构、研究人数、研究内容、研究方法还是政策影响方面来说，都已经具备了相当规模和相当深入的程度，日本地区研究的一些特点，如重视实地调研、运用综合研究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细致入微的全方位观察和分析、重视数据积累、注重实用等，都已基本定型。战前日本地区研究存在的问题，在于与政治和国策距离太近，无辨别、无批判、无抵抗地为政府的侵略扩张政策服务，结果铸成大错，导致生灵涂炭，山河破碎，1945年至1952年日本丧失了主权，国家处于被美军占领的状态。

战后初期，日本所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国内外环境。从国际方面来看，是美国占领、美日同盟的成立和美苏冷战的爆发，以及长期以来日本地区研究的主要对象东亚地区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包括新中国的成立、朝鲜分裂、东南亚各国的独立，从国内来看是军国主义的崩溃与和平主义的盛行。如前所述，战败导致战前与政府部门关系密切的地区研究机构纷纷解体，日本的地区研究出现短暂空白。战后美国在日本的主导地位，美国基金会对日本地区研究项目的支持，以及在美国接受教育的日本地区研究人才的回归，使得日本新建立的地区研究体制深受美国地区研究的影响。在研究内容方面，由于以前主要研究对象的变化，日本新的地区研究体制也必须相应进行调整。

战后日本地区研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重新出发的。首先是一系列地区研究学会的成立。日本美国学会成立于1947年；亚洲政经学会成立于1953年，并成为日本会员最多的从事地区研究的学术组织；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1955年成立了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2014年该中心更名为斯拉夫—欧亚研究中心）；日本国际政治学会成立于1956年；亚洲经济研究所成立于1958年；1963年，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赞助下，京都大学设立了东南亚研究中心；1964年，东京外国语大学设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

这些新成立的地区研究机构，大多都有美国支持的背景。但1957年亚洲经济研究所的创设则颇能说明战前和战后日本地区研究的密切联系。面对战后亚洲各国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浪潮，当时的日本首相、拥有满洲从业背景的岸信介接受一桥大学教授板垣舆一、庆应大学教授山本登（战前专业为东南亚学、殖民政策学）及前满铁调查员原觉天等地区研究者的建议，决定由政府出资成立一个亚洲经济研究所，加强对战后亚洲的研究，密切日本与东亚各国的经济联系。1958年，亚洲经济研究所成立，由日本通产省负责管理（现为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下属研究机构），并逐渐发展成为日本乃至世界最大的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为重点的地区研究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的组织和研究模式，被认为是深受“智库元祖”满铁调查部的影响。

战后美国的政治和学术霸权地位必然使美国地区研究的概念、理论、方法乃至学术争论深深影响到日本。但在学习和借鉴美国地区研究的成果时，日本并非是全盘接受，而是以我为主，有选择地加以吸纳。以美国的地区研究为模式而设立的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本冈武在1963年考察美国后曾经将地区研究的特点总结为以下七点：（1）研究和教学的组织一体化；（2）跨部门的综合研究组织；（3）重视对现代的研究；（4）强调语言教育；（5）尊重学科教育；（6）实地调查的必要；（7）文献资料的配备。这些做法与日本战前地区研究的做法多有重合之处，接受起来并不困难。美国的支持，日本自身发展的需要，加上战前、战中从事地区研究的积累，使得战后日本地区研究很快恢复元气，并获得迅速发展，尤其是在1980—1990年代日本经济奇迹震惊全球、“国际化”快速发展的年代。前述那些战后成立的地区研究中心，后来不仅在日本教学科研体制内站稳了脚跟，成长为国内相关地区研究的主要据点，有的即便在世界范围内也成为名列前茅的研究平台，如北海道大学的斯拉夫—欧亚研究中心、京都大学的东南亚研究中心，东京大学的东洋文化研究所，以及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下属的亚洲经济研究所等。相比之下，在美国，由于越南战争所导致的地区研究界、政府部门和民众之间互信的下降，冷战结束和主要竞争对手苏联的消失所导致地区研究动力的缺失，以及美国学术界偏理论、偏定量、重学科的研究环境，作为偏人文、偏定性、重语言、重文化、跨学科的地区研究，在美国的学术体制中反而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甚至有被边缘化的趋势。这种状况甚至在美国遭受到“９·１１”恐怖袭击、海外反恐成为国际安全首要议题之一后，也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最近，中美竞争关系的加剧是否会影响美国国内地区研究乃至整个国际问题研究的生态，尚有待观察。

通过对战前、战争期间和战后日本地区研究发展轨迹的简单梳理，可以大致观察到日本的地区研究有以下特点：

第一，极为重视实地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对此，笔者有亲身感受。笔者所熟悉的一位日本智库中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每年定期访问中国和美国多次，就中国的经济问题和市场状况进行实地调研和专家访谈。还有一位在大学教书的朋友，是研究中国政治外交史的，她承担的一项课题是研究中国周边国家对近年来中国外交的看法。于是，她几乎把所有中国的周边国家走访一遍，还利用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采访相关国家的参会同行。还有一位学者是高校研究中国维和行动的教授，她已走访了中国参与维和行动的几乎所有国家。笔者20年前在东京大学留学时的指导教授石井明先生是从事中苏关系史研究的，为弄清楚中方在1968年珍宝岛事件中的伤亡数字，他曾自己探访当地的烈士陵园。可以想见，在这样的实地考察基础上撰写的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自然都是有据可查，有感而发，而绝非凭空想象，坐而论道。对日本的地区研究者来说，实地到访自己的研究对象，几乎是一个铁律。

第二，重视掌握当地语言和英语，以此作为地区研究的基本门槛。石井明先生研究中苏关系，他就下功夫掌握了中、苏、英三门外语。北海道大学下设的斯拉夫研究所，要求其研究人员掌握至少英语和俄语两种外语，研究对象涉及小语种国家的，还要再学习和掌握小语种。日本外务省中国课的官员，入省之后的语言培训包括在中国大学学习两年时间，在英美国家的大学培训一年时间。为帮助从事地区研究的学者掌握当地语言和了解当地情况，外务省很早便设立了特别调查员制度，邀请专家学者到其研究的国家和地区进行驻馆研究。

第三，重视一手资料的长期积累，在搜集、整理和保存方面有较为完善的制度。地区研究在很大程度是一种经验和实证研究，需要可靠、系统、可持续的资料支撑。这种资料建设，不是靠临时抱佛脚买几个数据库就能解决问题的，而要依靠长期不懈的积累。日本主要的地区研究机构普遍都配备有高水平的附属图书馆或资料中心，而且尽量提供方便的检索和查阅。2001年，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成立，该中心将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收藏的从明治初期到太平洋战争结束为止的有关亚洲资料电子化，并在互联网上免费提供查阅，这大大丰富了国内外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研究活动。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重视传统的历史实证方法，推崇在扎实的资料基础上对研究对象的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进行详尽的跨学科综合研究，对那些特定区域固有的内在要素予以特别关注。日本的地区研究乃至国际关系研究很少使用复杂的定量分析，研究方法以定性研究为主。一些原本在美国受过严格的数理方法训练、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归国在日本东京大学任教的学者，如猪口孝、山本吉宣、山影进、田中明彦等，开始还使用定量方法进行研究，但后来纷纷转为主要运用定性方法研究写作。个中原因，值得探讨，但日本学术研究的风土和生态，不能不是一个考虑的因素。

第五，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及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价值，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寻求理论创新和构筑自身的理论特色。日本的地区研究界（甚至整个国际关系学界）较少抽象地讨论理论，即便讨论理论，也倾向于站在有别于欧美地区研究的立场上，发挥自主性。针对日本政治学中存在的只将美国国际政治理论译介到日本而不重视地区研究的学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冈部达味曾经尖锐地批评说：“没有地区研究的国际政治学者，除非是具备特殊的才能，否则恐怕只能是‘进口商’。”而以提出产业发展的“雁行模式”理论而闻名的发展经济学家、一桥大学教授赤松要，则长期从事日本产业开发模式和东南亚开发研究，战争时期曾担任日本南方军政总监部调查部部长，地区研究和现地调查的经历对其理论构建有重要影响。

迄今为止，日本地区研究可以说是处于一种较为良性的发展状态：与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结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在学科体制方面建立了比较稳固的基础；相关课程在大学园里颇为受人欢迎；研究水准也得到研究者自身和国际社会的认可。那么，其未来面临哪些挑战呢？

首先，地区研究和传统学科之间的紧张关系仍将存在，日本未来地区研究的发展也摆脱不开这一张力，尽管强度可能没有美国那么高。传统学科重视发展带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理论，而地区研究更重视发现和解释特定地区的个性。在追求共性和追求个性之间，总会存在矛盾。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组织编写的这部《日本国际政治学（第三卷）：地区研究与国际政治》所收录的文章皆出自研究不同地区的知名学者之手，他们在撰写过程中都有意识地将自己所研究的某一特定地区与一个国际政治的理论性问题联系起来，这些理论性的问题包括：民族主义、地区主义、冲突与和平、宗教的作用、认同政治、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体的国家的变动、国际政治与国家对外政策的联动等。与传统的日本地区研究相比，这已经有较大变化，反应了地区研究与国际政治理论及比较政治理论的结合，其研究理路倒更像是美国的做法。那么，日本地区研究的传统在多大程度上能予以保持呢？

其次，在全球化进程加快、各种跨国问题领域愈发引人注目的背景下，地区研究将如何调适、如何提高自己的研究质量？在21世纪地区主义、全球化、信息化冲击世界各个角落的背景下，以前那种埋头于地区研究的研究方式似乎已经与时代不相适应了。那么，日本的地区研究对此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提出新的研究视角呢？它如何应对来自全球“问题领域”的挑战呢？还有，地区主义（regionalism）果真可能成为连接地区研究和全球化研究的一个接点吗？

再次，关于地区研究和政治与政策之间的关系。国分良成认为，战后日本地区研究不同于美国地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学者们对政治保持一种淡漠的态度，这是由于战前的日本地区研究在这方面曾有过深刻的教训，当时，大多数地区研究都是出自“国策”和“国家利益”考虑，而战败的结果使得战后日本的地区研究者们对地区研究过多卷入政治抱有警觉和顾忌，因而存在一种在地区研究中淡化政治色彩的研究倾向。问题是，这种对政治保持一种淡漠态度本身也是在日本战败后和平主义盛行下的一种反应。随着冷战结束和日本“正常国家化”进程的加快，未来日本的地区研究是否还能对政治保持一种淡漠的态度，恐怕是有疑问的。

正如国分良成教授所指出的，“一般而言，地区研究指的是对世界某个特定地区进行实证研究，以解析其个性。为此，首先需要学习这个地区的语言，通过实地研究及共同研究对地区个性进行跨学科性的探究，这也是长期以来人们所认知的作为地区研究精髓的基本内容”。这些基本内容看似简单，但要真正做好，又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要提高地区研究的质量，与其他国家地区研究的状况进行横向比较是一条重要的途径。这种横向比较既可帮助人们对地区研究中的各种议题、概念和理论有更深入、全面的认识，也可以使人们对其他国家地区研究的经验教训有所借鉴。在地区研究方面，美国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借鉴对象，但也还有其他一些地区研究大国的研究状况值得我们关注。日本便是其中重要的一个。

本文以国分良成教授的研究为基础，简要梳理了战前和战后日本地区研究的发展脉络，总结了日本地区研究的一些特点。大致可以说，日本的地区研究肇始于战前和战争期间，在战后因应新的国内外环境，获得了较大发展，在研究体制、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色。具体表现为重视田野调查，重视对当地语言和文化的学习，重视运用综合方法进行研究，重视资料的搜集、整理和保存，重视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价值，以及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探索理论创新等。

地区研究是一个需要精耕细作和常抓不懈的领域，合格的地区研究人才需要长期的培养和训练，才能有效地开展地区研究。这不是简单地设几个中心、挂几个牌子、开几个会、发布几个报告就能解决的问题。希望本文对日本地区研究状况的简单介绍，能对我国地区研究的开展有所启示（注释省略）。

来自：《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