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生物安全与“微人”世界
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至今，已有3亿多例确诊病例，累计死亡病例达500多万，早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世界主要困家就已经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各国生物安全战略的关注焦点在于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则更直观地 呈现出微生物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影响，让以大流行病为代表的微生物安全问题进入人们的视野。首先，本文讨论政治社会领城的“微生物转向”。进而，在这一认识背景下，本文介绍了“微人”观念的生成与意义。最后，结合“微生物转型”与“微人”视角，本文探讨其对当下国际政治的理论启示。
刘天阳
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刘天阳是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经济外交研究中心研究员。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非传统安全，地缘政治等，曾在《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 《大平洋评论》 (The Pacific Review) 等国际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何诗雨是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生。
一、微生物转向
微生物包括细菌、病毒、真菌和少数藻类等，而病原体则是可造成人或动植物感染疾病的微生物。自从19世纪细菌学说兴起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人与微生物处于战争状态，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可调和的。二战之后，许多公共健康机构认为人类与微生物之间处于“休战状态”，因为人类能够通过传统公共健康策略，如隔离、大规模使用新一代抗生素和疫苗等，先在发达国家、后在发展中国家实现对传染病的控制，甚至是消除。1978年，联合国发布了一项协议，预测即使是最贫穷的国家也能够在2000年之前经历“流行病转型”(EPIDEMIOLOGIC TRANSITION)，即由于社会经济的变化，疾病类型由以急性传染病为主转变为慢性非传染病为主的过渡现象。然而，现实情况是传染病正在卷土重来：新型传染病不断涌现，而已有传染病则以新的更强的形式重新出现。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宣布，人类与微生物之间的休战结束，世界范围内大流行病的盛行是比战争更加紧迫的威胁（WHO，2000）。
自从进入工业社会，人类通过自身对生存环境的改造极大地促进了物质文明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并将微生物视为可资利用的工具。然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却让人类在微生物面前显得如此不堪一击，这引发了人类因生存焦虑和身份改变而产生的不安全状态，进而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类自身定位以及人类与微生物的关系。由此可见，微生物使得公共健康领域和传统安全领域的区别逐渐模糊，冲击了人的本体安全，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微生物与安全的关系。
对此，一部分学者认为微生物总会在某个不可预测的时间，以某种不可预见的方式发起反击，因此传染病不可能被根除，人类与微生物的斗争也永无休止（DUBOS，1987）。
那么，如果人类要在微生物环境中生存下来，确保自身安全，就需要在紧急事件发生之前做出反应，对抗不可知的、难以识别的和紧急的微生物安全问题。这构成了微生物安全领域的先制逻辑的基础之一。但与此同时，微生物学在过去十年中已经历了概念性革命，提出人类与微生物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共同进化”（COOPER M，2006）。
人作为微生物的宿主，两者的关系是互构的：人的身体和生命力本身就为微生物的存活和变异等活动提供了空间和动力。除了自然科学领域，微生物学通过对公共健康、人类安全和国际合作等方面的深刻影响，逐渐进入到了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有学者认为，公共健康政策需要应对的不再只是疾病及其特定病理，而是疾病的“涌现”（EMERGENCE）自身（LEDERBERG，1992）。
基于对人微关系的“涌现”与“互构”认识，人类学家HEATHER PAXSON和STEFAN HELMREICH在2014年正式提出的了“微生物转向”（MICROBIAL TURN）这一概念，指出微生物转向标志着一个新的“自然”模式的出现，在低于人类日常感知的精微尺度上，有大量的微生物有机体涌现并运作，它们独立于其他生命形式的同时与之共存共生。微生物转向同时蕴含着科学和政治的复合内涵：既要允许物质转化所需的菌群繁衍，又要设法保证作为微生物消费者的人类的安全。随后，一些社会科学研究者呼吁采取跨学科的方法对“微生物转向”进行解读，认为微生物"入侵"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人类学的所有经典问题和"自我"（SELF）的概念，提出将智人（HOMO SAPIENS）改名为微人（HOMO MICROBIS）（STEFAN HELMREICH，2015）。
二、“微人”世界与国际政治
“人类”（学名：智人HOMO SPAIENS）这一名称源自生物分类学。生物学家运用域、界、门、纲、目、科、属、种等分类单位对生物进行命名和等级划分，目前最主要的分类是一种五界系统，分别是原核生物界、原生生物界、菌物界、植物界和动物界。其中，人类属于动物界，是人属下的唯一现存物种，分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微生物是对原核生物界、原生生物界和菌物界中的细菌、病毒、真菌，以及一些小型的原生生物的统称。而“微人”这一名称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生物分类学方法，不再仅仅将人类视为动物界中的智人种这一最小分类单位，而是从更加微观的微生物尺度去重构人类归属。从“人类”到“微人”的转变意味着学术界开始将人类视为与微生物同一等级的生命体，这也是对人类自身定位及其与微生物之间关系的反思。
从“人类”到“微人”的转变具备相应的科学基础和现实依据。从生物学角度看，人体主要是由微生物生态环境组成的，因此，微生物世界是观察人类和人微关系的重要尺度。2008年启动并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赞助的人类微生物研究组计划显示，在健康成年人体内，微生物细胞的数量约是人体细胞的十倍；生物学家DORION SAGAN在其2013年出版的《宇宙学徒》（COSMIC APPRENTICE）一书中提出“THE HUMAN IS MORE THAN HUMAN”，这是因为我们人类不仅仅是早期类人动物、类人猿、哺乳动物、脊索动物的直系后裔，而是由一系列微小的微生物“朋友”和“敌人”共同构成。遗留病毒和共生微生物的痕迹已经渗透和嵌入到我们的基因组、细胞之中，复杂演化的微生物关系正在我们体内生成、延续与成长。
此外，人类历史上的大流行病事件，尤其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也显示出病毒等微生物能够僭越身体边界、感染和寄居人体，从而使人失去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这挑战了我们对自身生物性存在的稳定认知；人类生命正在分子层次被重新塑造。
目前国际政治和安全研究也正经历微生物转向，微生物尺度已进入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实务与研究领域，并成为人们观察国际政治的一个视角。以此次新冠肺炎为例，微生物世界的局部变异对公共健康和国家安全产生了重大影响，加速全球政治博弈、对抗与转变。病原体能消灭核心人口基数而对一国经济与政治稳定性造成威胁，因而理解传染病控制的国际政治或“微生物缘政治”变得十分重要。
而“微人”世界的出现则对微生物政治和当今国际政治具有重要一定启示意义。“微人”意味着微生物与人类之间是共存共生的平等关系，因此生物安全治理不单意味着人类与微生物之间的竞争，或国与国之间的竞合，而是需要全人类正确认识自身的“微人”身份，并处理好人类与微生物之间的深度互构关系，同时需要世界各国凝聚共识，开展全球抗疫合作，才能最终实现人类与微生物的和平共处与和合共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