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作为先天禀赋的一种，其分布区域有巨大差异，呈现出“生而不公”的尴尬格局。
资源可分为金、木、水、火、土五个层面，分别对应矿产资源、生物资源、水资源、能源资源和土地资源。
广东应对资源安全问题的战略：深挖洞，广积粮；广积油；广积石。
化解“危机”在于市场化的巨灾风险分散体系，即建立“投保人—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巨灾准备金—全球资本市场的多层次巨灾风险分散链条”，实现“巨灾综合风险管理”。
特约记者 饶磊
资源安全中的“生存”与“毁灭”
“我的未来谁做主？” 暨南大学经济学刘金山教授开课即抛出这一问题给台下的各国企民企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不同领域的企业管理人员可能有不同的观察角度并得出不同的答案，但刘金山教授给出了肯定的答案：“资源。”他说资源作为先天禀赋的一种，其分布区域有巨大差异，呈现出“生而不公”的尴尬格局，再者资源并不仅仅是国家战略布局中宏大的概念，而是“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谈到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刘金山举例胡锦涛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专程眺望马六甲海峡，并成为马六甲海峡的第8888位眺望者，国家主席此举有丰富的政治经济寓意——“马六甲海峡是世界最长和最繁忙的海峡，郑和七下南洋有五次造访此处”。而在外交上，我们与非洲各国的邦交不仅有经济合作的意味，其背后还有相当多的政治经济承诺，而非洲向来是资源上的“兵家必争之地”。
刘金山接着举例，小布什抓捕萨达姆的军事行动，陆克文在竞选中败于吉拉德亦与资源安全紧密相关。“萨达姆打算用欧元作为石油交易的结算货币，此举严重威胁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并威胁到‘坐在车轮上的国家’美国的用油安全，因此萨达姆必成为小布什及美国的心腹大患。”而陆克文对澳大利亚国内资源类企业开征40%的矿产税引起国内大企业的强烈反弹，并成为其败走麦城的导火索。
除了国家战略和国际形势，寻常百姓也能感觉到“资源安全”无处不在。“2007年的11月份次债危机爆发后，国际游资进入粮食市场，引起粮价的大幅上涨，泰国的农民为防止稻田里面的粮食被盗，只能选择睡在稻田里面，而这就是发生在身边的资源安全案例。”如果说泰国农民“睡在稻田里”是应对资源安全的不得已之举，那么陈久霖的惨败就是“两念之差”造就的，刘金山在提及中海油投机巨亏的案例时指出，2005年原油价格在52美元一桶时，陈久霖做了5000万美元的期货大单看空，但因为石油价格继续的上涨而引起5亿多美元的损失，最终陈久霖因中海油的巨额亏损和投资失误成为阶下囚。“如果他当时看对了价格的走势，他将有巨大的盈利，如果他当时做的是保值而不是投机，他也能锁定原油价格，避免损失，那么这样的话，他将成为英雄而不是阶下囚。”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刘金山引申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这句话同样可以用在资源安全上。”资源是人类生存、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不可缺少的重要物质基础，而且已构成影响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一个根本性制约因素，对地区乃至国家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经济发展是资源利用规模扩大的过程，人均生活水平提高是人均消耗资源增加的过程，因此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资源为王。”
资源安全中的“五行”
经过上述引人入胜的引导，刘金山顺势简明扼要的提出经济安全的概念，可简单归纳为“有多少，用多少和多少钱”，即资源安全需要解决资源的需求量、消费量以及消费过程中耗费的成本，而其中最大的危机是价格话语权危机，“对价格有无影响力，有多大的影响力，能不能对某一资源定价。我们国家现在基本上买什么资源什么资源涨价，卖什么资源什么资源跌价，而受制于此的关键在于我们缺少自主的定价权和引导权。”
刘金山将资源生动形象地分为金、木、水、火、土五个层面，分别对应矿产资源、生物资源、水资源、能源资源和土地资源。经过不同的组合，又能从五行中衍生出资源安全的不同领域。
粮食安全与粮食危机
刘金山认为，土（土地资源）加上水（水资源）就是粮食资源，早在1994年世界著名粮食专家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就发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世纪之问，刘金山指出：“中国并不是农业大国，而是农民大国。按照现行的18亿亩耕地来看，中国只用了16亿亩，而每年进口的粮食相当于5~6亿亩耕地的产量，这相当于每年的粮食消费量为23亿亩耕地的产量，未来十年中国人口峰值不超过15.5亿人，按人均400公斤粮食消费量来算，8亿亩种粮田够吃饭。因此对于国人来说，吃饭并不成问题，粮食安全也不是粮食是否够吃，而是话语权的问题。”刘金山表示，粮食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是关系国民经济的战略物质，不仅是社会成员赖以生存的基础性公共物品，还是国与国利益博弈的重大筹码。
基辛格曾说，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世界上所有的人。世界上真正意义上的农业大国是美国、加拿大、巴西等国，而“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发达国家不断发展粮食生产的扩张能力，通过高补贴政策、高技术支撑、高资本控制、高市场操纵等手段将粮食作为世界经济战争的战略核武器，通过资本操纵粮价作为其转移经济危机和打击新兴经济体的最有效工具。”
刘金山进一步围绕当前具有争议性转基因技术阐述“种子革命”背后的粮食安全问题：“利用基因技术进行种子革命，不仅为增加产量，更是要消灭他国自有种子资源，形成对商品种子的永久性依赖。”而中国的困境不仅在于“大豆产业美国化，玉米种子美国化、转基因化，棉花种子快速美国化”，更在于大众对转基因技术潜在危机的无知。其次，粮食武器化还体现在定价权的控制上，刘金山说：“某种农产品10%的份额如果被某资本集团或国家控制，可使其价格暴涨或跌50%，而这一点已在07年以后的粮食市场特别是期货市场得到了应验；在制定产品标准和贸易规则，发达国家也可最大限度地控制他国市场份额和产业，最大限度定价权。中国大豆产业的教训就在于被外资控制，从而丧失了定价权，在价格上受制于人。”
联系到重庆家乐福超市因食用油降价引起的踩踏事件，刘金山教授因小见大，指出当今国际四大粮商（ADM、邦吉、嘉吉、路易达孚）垄断了世界粮食交易量的80%，从而实现了“从原料、运输和仓储的全产业链垄断，进而操纵大豆期货的定价权”，中国食用油价格的暴涨暴跌与此不无关系。
在粮食的消费结构中，除了口粮、工业用粮、饲料用量，还有其他用粮，目前日益蓬勃发展的生物能源市场就耗费了相当数量的粮食，美国的《2005年国家能源政策法案》允许用粮食等农产品生产汽油，“一部汽车一天要吃掉一个人半年的口粮”，这意味粮食的重要性提升了，而粮食市场的竞争必将加剧。“随着粮食、土地、石油、美元、汇率、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等高度关联，粮食也泛武器化了”，刘金山指出，“粮食安全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因此要把仅仅满足于国内需求的口粮农业上升为服务于国家全球竞争的战略产业，实行政府要粮与农民发财相统一的政策，用高财政补贴的政策支撑和发展强大的粮食生产能力。”
对于广东省，粮食安全更是不可忽视。2010年全省粮食工作会议发布的数据来看，广东省的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总数已超过 1亿人，但粮食自给率不足40%，年缺口 2400万吨粮食，从07年到09年的粮食产量仅为1285 万吨、1243万吨和1314万吨，而深圳某年的粮食产量竟然只有1000公斤，刘金山提到他向统计部门询问为何1000公斤的产量从何而来时，他们回答说是来自深圳农科所，农业在广东的产业结构中比重之低，可见一斑。作为第一缺粮大省和粮食消费大省、调入大省，“广东需要依赖省外采购或国外进口，2009年全省人均粮食占有量仅有132公斤。”到现阶段，广东的状况并没有改善，而在加剧，我国的人均耕地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左右，而广东省的人均耕地占有量又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1/4，但全省不宜耕种土地占80%，除此之外，“广东的水资源亦忧患。”
中国人均淡水拥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660座城市中400多座缺水，2/3城市存在供水不足，海河、辽河、淮河、黄河、松花江、长江和珠江7大江河水系，均不同程度受到污染，谈及这些触目惊心的数据，刘金山说：“广东的人均本地水资源占有量为2100立方米，而全国的平均水平为2200立方米，而粤东和粤西已经有多段用水成为劣Ⅴ类水质，所幸广东每万元GDP的用水量已有下降，如果还停留在2004年每万元GDP290立方米的用水量，到现在很多地方会无水可用。”而今年西南大旱引起的粮价上涨，主要是减产预期和资本炒作的结果，因为“西南并非粮食主产区，而且大旱只影响夏粮，这种资本推手引起的粮价波动会使广东受损。”
能源安全与能源危机
能源作为工业的粮食和工业的血液，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中国虽然有较丰富的煤炭资源，但是“缺油，少气，广东则是既缺煤，又缺油，又少气”，美国之所以能霸气，是因为他们的“国家实力体现在对能源的控制上”，而俄罗斯则因为有丰富的资源禀赋而“元气充沛”。
据国际能源组织的估计，世界石油储量不到3万亿桶，现在还剩下约一半。而2009年中国跃居全球能源最大消费国，国际能源署统计的数据显示中国消耗了22.52亿吨油当量，而中国统计数据是21.32亿吨油当量。“西方媒体称这是全球能源的中国时刻，也是世界能源史上里程碑式事件，夺取了美国一个多世纪的头把交椅。但我们自己清楚这不过又是‘中国威胁论’的翻版。”而广东省的情况似乎更不乐观，广东的“人均拥有常规能源储量不足30吨标准煤，不到全国人均储量的1/20，一次能源自给率低于12%，主要能源90%以上靠省外或进口，2008年广东的能源缺口达到了17872万吨标准煤”，此外，广东出口大量低附加值的产品，在2005年仅仅出口商品“捎带”出去的能源就相当于3亿吨石油。
我们经常认为光伏产业是高新技术产业，清洁能源产业，但刘金山表示，在看待某一产业的时候要从其整个生产链来考察：“太阳能消费市场90%在发达国家，原料生产100%在发展中国家，而中国98%太阳能电池出口，但多晶硅的生产是一个高耗能，高污染的过程，会产生8倍的四氯化硅，国内厂商多采用非闭环改良西门子法，生产过程很不清洁，也不环保。”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需要让“最终使用环节的国家对生产材料的国家进行补偿，用于解决多晶硅生产污染，同时，发达国家购买产品时，随之购买碳排量”。碳排放及碳关税概念始于《京都协定书》，美国《2009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规定2020年征收碳关税，税率约为30—60美元/吨碳，每万元产出隐含碳排量为2.5—5.5吨碳，相当于加征6%-14%或12-28%的关税，“碳关税可能使中国工业品出口下降3%-7%”，刘金山说。而美国从开始的反对碳关税到后来主张碳关税的政策态度的转变也与国际形势及国内局势变化有关，“首先是新能源技术的储备积累已经使美国的战略利益中心悄然发生改变，其次是为了从欧盟手中夺回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领导权，迫使中国、印度等国承担约束性减排目标，最后鉴于美国主导的国际资本对国际石油衍生品市场的操控能力，美国可以掌控世界经济走势。通过碳关税来影响全球及广东的制造业的生存，因此我们要加快企业的转型和升级，如果在未来时期，我们的碳排放市场被外资控制，我们的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拉美化’的情况。”
金属资源安全与危机
这几年的国际铁矿石市场颇不宁静，巴西的淡水河谷，澳大利亚的力拓、必和必拓三大铁矿石巨头占有了全球33%的产量和70%的铁矿石贸易海运量，形成了“共进退的高度垄断机制”，铁矿石的协议定价也由年度定价变为季度定价，未来时期“为方便金融交易以操纵市场可能还会发展为指数定价”，而从国际趋势来看，“由于美元的贬值和国际油价的上涨，特别是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铁矿石的需求必将上升，铁矿石价格上涨也将势不可挡，而中国与铁矿石巨头的谈判失误在于我们以最大消费量作为谈判筹码，却没料到铁矿石是不可替代的物品，现在是生产权占优于消费权的卖方市场。”谈到应对的策略，刘金山指出日本的资本输出加战略储备的谋略：“日本在三大铁矿石巨头都持有股权权益，2003年以前，长协矿首发定价权一直掌握在日本人手中。铁矿石长协价格曾一度10年不变，无论供求跌宕起伏，早在40年前，在铁矿石价格行情还十分低迷时，日本就开始全球战略布局，大量囤积，海底沉石。目前日本控制的全球铁矿石占全球第四。”
广东：我的未来我做主
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在应对经济安全问题时的策略与经验无疑具有示范作用。刘金山提出广东在应对资源安全问题时的战略：深挖洞，广积粮；广积油；广积石。“我们国家在朱镕基做总理时建立了国家粮食储备，美国因为有强大的生产能力，政府有丰富的储备，能在粮食价格波动的时候平抑价格，美日的石油储备期限都很长，而我们国家的石油储备远远不够。在铁矿石市场上，我们要善用期货市场，以便锁定企业生产成本。”考虑到我国的生产能力，我们要善于用国内的生产权提升全国的定价权，“我国钨定价权的失而复得就是走的这条路，而我国稀土资源虽然丰富，但由于长期各自为政，只能贱卖，因此我们需要组建中国的稀土‘欧佩克’，同时利用稀土的深加工和应用开发获得更多的利益。”广东应该加快全球布局和生产，西藏和新疆不仅是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边陲地区的“资源开发必上日程”，而在此过程中“谁开发，谁受益”，此外，非洲也是一个潜在的国家战略重点，“值得广东关注”。
资源安全背后是定价权的争夺，期货市场作为定价中心强化了话语权，刘金山解释说：“期货市场的作用在于引入更多的参与者，较为公允地实现价格发现，期货市场发育程度越高的商品品种，越有话语权。下一个热点将是全球的碳交易市场。”世界银行估计2008年全球碳交易市场交易金额为1180亿美元，2012年和2014年将分别达到1500亿美元和3950亿美元，预计中国2012年市场潜力 180亿美元，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副总裁黄杰夫指出二氧化碳，或者碳排放只是在欧美国家的部分地区有相对独立的价格体系，并没有形成一个类似于石油或者大宗商品的价格体系。“广东具有碳市场的生产权，因此在这一领域很有优势，我们要建设碳交易平台，培育碳交易市场体系，成立碳金融交易所，争取先行先试。”刘金山展示了广东在碳市场交易中可能扮演的重要角色：“大宗商品的金融属性越来越强，其价格不完全由供求关系决定，国际对冲基金、投机资金影响很大，我们争取定价权可从虚拟市场着手，利用国际衍生品市场，用中国资金（广东资金）传递中国价格（广东价格）。此外充分借助主权基金在战略资源投资、控制方面的作用，在中投公司之外，可另设大宗商品类（石油、能源）主权基金。广东可以借力主权基金或设立类似平台，比如通过地方融资平台的清理和整合，实现地方融资平台的目标转型，进入大宗商品主权基金领域。”
在资源安全这一话题上，刘金山谈到了“机遇”，也忧心忡忡的谈到了“危机”，而化解“危机”在于市场化的巨灾风险分散体系，即建立“投保人—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巨灾准备金—全球资本市场的多层次巨灾风险分散链条”，实现“巨灾综合风险管理”。
最后，刘金山指出，“我的未来我做主”，我们需要运用自己的力量，用历史的宏观视野，海纳百川，博众所长， “马克思有句话，发达国家的今天就是落后国家的明天，因此我们要积极学习发达国家的应对之策，更好的应对广东乃至我国的资源安全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