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将会越来越多，力度越来越大，手段也会多样化。
中国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不是不断提高，而是降低了，主要是因为没有自主知识产权。
西方对中国是“前庭后院式”的开放，而中国对西方则是“登堂入室式”的开放，这是明显的不对等开放。
特约记者 赵今朝
培训班第一课为“经济安全综论”，主讲老师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研究员。讲课一开始，江涌就点明中国的经济安全问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此节课的落脚点就是使学员们能有危机感，认识到我国的经济运行并不安全。要想国家平稳发展，不只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更要有预见问题的能力。用同样的思维来看待我国的经济发展，便可以为未来的经济快车保驾护航。
经济安全的经纬线
江涌表示，中国的经济安全问题涉及的面很广，而且“经济安全”的定义在学界一直都有分歧，这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
国内也有不少的学者关注经济安全问题，大致分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认为目前是1840年以来最安全的时期，而且是越来越安全。这种观点被此次金融海啸给击溃了；第二种观点认为，2015年前“基本安全”。所谓的“基本安全”只包括制造业、工业基本安全，而能源、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安全等级急剧下降；第三种观点就是江涌工作部门的观点，认为越来越不安全，此观点的接受面越来越广。根据江涌多年的研究和观察，他认为中国经济安全目前已经很危险了，中国有句古话“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国外都盯着中国2.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对冲基金也惦记着中国的钱，甚至有一些“吃里爬外”的人也惦记着。江涌反问大家：“你们知道中国的一些海外投资为什么总是亏损吗，这里面是大有文章的”。
在江涌看来，经济安全是指主权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利益不受内外部的威胁而保持稳定、均衡和持续发展的一种客观状态和主观感受。客观状态就是指“安全”或者“危险”的状态，主观感受可以从“杞人忧天”的角度来理解。我们知道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用经纬线标识出来，江涌采用同样的方法用经济经纬线来分析我国经济安全的重点问题。在经济经线上，又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宏观是从政府的角度出发，包括执政党、政府部门、人大还有政协。江涌强调，权力部门在制订经济决策的时候如果多考虑一下决策是不是独立的、有没有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是不是反映了本国人民的利益，这样就会做出有利于本国经济安全的政策。中观是指三次产业中的支柱产业，例如第一产业中的粮食、水、矿产资源；第二产业中的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业；第三产业中的公共服务业、物流业、零售业和金融业。微观就是指市场主体，包括生产者（企业），尤其是其中的一些龙头骨干企业、老字号企业。江涌认为，老字号企业不仅涉及市场主体，也是民族文化传承的载体，例如北京同仁堂。微观层面还包括消费者和劳动者，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廉价的劳动力促成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最具竞争力，2025年我国将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墨西哥和印度的出生率高于我们，越南更廉价的劳动力等等，这些因素都在威胁着我们。江涌在微观层面中独树一帜地提出了社会精英这一特殊群体，他们是社会的顶梁柱，社会精英具有决策权和话语权，他们在思考什么和关注什么对国家未来的经济走势有很大的影响。如果社会精英都想着加入外国国籍，而不留下来建设祖国，这将使得我国人才大量流失，后果不堪设想。在江涌看来，经济纬线包括国际秩序、气候变化、知识产权与标准化、金融开放、美元贬值与外汇储备缩水、经济杀手与工业间谍等等涉及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影响经济安全的国外因素
1、美国的经济强权是首要因素。墨西哥人抱怨说“上帝为什么离我们那么远，而离美国那么近”，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利益边线是在全世界，它是强权国家，利益边线逐步扩展，导致全球每个国家都是它的邻国。美国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复杂，经济问题越来越政治化。从中国经济发展趋势来看，江涌认为今年年底中国的经济总量肯定会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这值得国人欢欣鼓舞。但是江涌却警告大家，从历史来看美国对第二大经济体的打压是不遗余力的，英国和日本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所以，江涌肯定地说，未来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将会越来越多，力度越来越大，手段也会多样化。
2、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未来的国际金融市场会越来越动荡，因为动荡的国际金融最符合美国的利益，它可以做多、做空。只要美国金融霸权地位存在，金融市场肯定会动荡，从而导致危机接踵而至。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这是美元打压欧元的一记重磅。危机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可以有粮食危机、石油危机、大宗商品价格危机、次贷危机，也有财政危机、债务危机、货币危机和通胀危机，美国在必要的时候根据具体的状况就会扰乱国际金融市场。
3、外生变量内在化。在全面“入世”以后，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从而影响中国经济稳定运行的外生变量越来越多，并加速内在化。例如，人民币越来越国际化，汇率的变动将会是企业所要考虑的重要影响因素。江涌认为，我们的思维不是全球化的思维，我们认为只有占领国外市场才是国际化，孰不知只有立足中国市场才能在国际市场上站住脚，外企把中国市场作为全球市场的主战场，而中国的很多企业却单方面地要开拓国外市场，到头来是捡了西瓜丢了冬瓜。
4、贸易摩擦不断增多。摩擦使企业的成本越来越高，“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贸易战正愈演愈烈，西方国家的“经济爱国主义”悄然兴起，WTO体制下多边贸易谈判越发艰难。江涌认为，外向型经济基本走到尽头，必须要改变，所以国家大力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汪洋书记审时度势，提出“腾笼换鸟”，这种提法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关系到产业竞争力以及我国经济发展方向的问题，这是一种战略规划。
5、知识产权纠纷日益增多。以芭比娃娃为例，中国只赚到35美分，这意味着在国际分工中的收益只有3.5%。富士康作为苹果的代工厂，同样存在这个问题。这背后就是知识产权在作祟，发达国家为了强化垄断优势，持续获得垄断利润，必定更加关注知识产权。中国对外技术高度依存，而且被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列为严重侵害知识产权国家“黑名单”。这意味着中国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不是不断提高，而是降低了，主要是因为没有自主知识产权。我国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不足1%，大部分都是代工厂。江涌指出：“中国是世界加工厂，我们再也不能这样活了，我们付出的不只是资金成本，还有环境和资源成本。”
6、国际资源争夺日趋激烈。国际资源争夺接近白热化，但争夺的不仅是传统上对实际资源的拥有权和开采权，更是越来越集中于资源的定价权和标价权。日本就是这样做的，而且做的非常好。日本拥有世界三大矿山的股权，他们可以分得红利，所以有能力消化不断上涨的资源价格，而中国在这方面还很欠缺。
影响经济安全的国内因素
江涌分析认为，国内的因素主要是不当的改革与开放。不当的改革包括教育改革、市场改革、住房改革和医疗改革；不当的开放包括过度开放、不对等开放和不均衡开放。
“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强国之路，然而从某些结果来看，它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安全的隐患。教育改革使诸多贫困家庭的孩子上不起学，上了学也就不了业。市场经济改革使得经济快速发展，也使得中国的道德底线逐步丧失，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1、中国是泛神论，所以本质上不信神。西方国家有宗教约束，我们没有。2、中国缺乏法制约束，虽然有法，但是“人情大于法”。3、中国不认国际规则，喜欢绕道走，钻空子。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中国越来越不讲道德，没有了底线。国际社会上产生了“拿什么来约束中国人”的探讨。住房改革使得诸多城市家庭买不起房，医疗改革使弱势群体看不起病，卫生部第一个承认他们的改革失败了。
在对外开放中，我们显然过了头，迷失了方向。该亮灯的都亮了，不该亮的也亮了，然而我们并没有思考底线在哪。西方对中国是“前庭后院式”的开放，而中国对西方则是“登堂入室式”的开放，这是明显的不对等开放。据江涌了解，中国28个重要行业，有21个已经被外资控制。另外，我们的对外开放超过对内开放，对外资企业的开放超过对民营企业的开放，本国企业享受不了国民待遇，这是极其不均衡的开放。
这些不当的改革和开放自然会激发社会矛盾，引发一些不安全的隐患，不只对经济的发展，更对社会的稳定。
中国经济安全的态势
江涌指出，国际水资源问题正在“石油化”和“政治化”。世界观察研究所预测，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不得不改变其经济结构以应对水短缺问题的国家。中国水资源安全时下最大的威胁是污染，“有河皆干，有水皆污”现象普遍；中期最大的威胁时跨国公司控制中国水务；未来最大的威胁是水问题的国际争端，包括红河、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等跨国河流都可能引起中国与领近国家的矛盾。
粮食安全问题是“沉默的海啸”，因为任何一个不起眼的小数字乘以13亿都是一个天量。中国粮食安全的持久威胁是水和耕地制约，目前中国年缺水约300-400亿立方米，以此引起每年减产250万吨粮食；最大的威胁是对自由市场的迷信，空信只要有市场，一切都可以解决，其实国际粮食市场是一个高度垄断的市场。
在讲到我国能源安全态势时，江涌着重介绍了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背后的玄机。他认为发达国家把这个议题提高到“人类生存”的高度，抢占了话语权，成为以后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借口。碳排放与碳关税征收的问题，都可能在未来在与中国的贸易中产生摩擦而牵制中国的经济发展。
我国的经济信息安全是被高度忽视的，其最大的威胁是经济杀手与工业间谍。据江涌介绍我国的企业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在这方面几乎一片空白。以日本商社为例，商业情报部门特别发达，他们主要的职能是保密自己的企业情报和窃取别的企业情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