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不能提价，进口价格很高，就造成我国很多企业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地，在夹缝中生存。
我们作为第一出口大国，要反思自己企业的行为方式，我们要赚钱，也要顾及别国感受。避免中国威胁论抬头，摒弃低价竞争的发展模式。
特约记者 陈识
横扫全球的金融危机给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如今，虽然危机的阴霾渐渐消散，全球经济从总体上来看也开始复苏，但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作为全球第三大贸易国，在充满变数的“后危机时代”，我国的外贸形势走向如何？在新形势下，我国的经济安全和贸易安全怎样保障？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同时也是我国外贸第一大省的广东省的贸易形势和安全又是什么状况？ 8月13日，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对外贸易研究部副主任李健在经济安全培训班上对当前我国外贸形势及贸易安全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金融危机之前形势回顾
李健先从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谈起，他列举了当时的情况并指出，亚洲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出现了问题，我国坚持对外开放和人民币不贬值，并且采取一系列促进对外经贸发展和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稳定了亚洲各国货币螺旋式下滑的趋势，使亚洲经济逐渐回升，同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我国的出口产业也在危机之后上了新台阶。
然后，他大致描述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图景，指出1979至2009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7.5%，占全球贸易比重由0.8%提高到8%以上，位次由第30多位上升至第2位，仅次于美国，出口总额世界第一。加入WTO以来，年均增长率达到26%—27%，甚至超过30%，进出口总额翻了两番多，达到2.56亿美元。李健接着分析了几个领域的结构变化：
出口商品结构上，80年代，得益于三来一补加工贸易，我国实现了由出口初级产品为主向出口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90年代，实现了出口轻纺产品为主向出口机电产品为主的转变，新世纪以来，高新技术产品和重化工业产品出口比重提高。
从贸易主体结构上看，80年代，国有外贸企业占主导地位，外资企业和自营进出口生产企业成为新军；90年代，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进出口生产企业三足鼎立；新世纪以来，我国全面放开外贸经营权，民营进出口企业异军突起，出口已经超过国企。
从市场结构看，我国实际上前三大出口贸易伙伴是欧美和日本，但是近年来一些新兴经济体份额增速很快；而进口结构则反映出贸易结构的变化，如从东盟、韩国进口高档核心零部件，加工组装再出口到发达国家，转移了这些国家的贸易顺差，这也是近年来我国贸易顺差激增的原因之一，同时由于高速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资源和能源的进口比重在不断增加。
地区结构上，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出口额占全国的85%，贸易方式结构上，主要是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各占50%左右。
谈到金融危机的原因，李健分析，罪魁祸首是经济全球化积累的主要矛盾，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不平衡，财富生产和消费供给不平衡，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不平衡等。
“我国出口竞争力不断增强的同时，外贸顺差急剧增大，外汇储备激增，加上房市股市很热，人民币面临持续升值压力。”李健指出，由于大量的外汇储备，国内人民币流放量越来越多，通货膨胀压力难以抑制，宏观经济失衡。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上升，但遭遇到的贸易摩擦也越来越多。外贸快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矛盾越来越突出，虽然实现了很大贸易顺差，但是资源消耗很大，环境的恢复能力赶不上消耗能力，现在中国在石油、铁矿石、粮食等上的进口每年有20%—30%增速。
他提到铁矿石进口的例子，中国没有铁矿石定价权，除了机制上相互压价竞争，更多与需求增速过快，供需不平衡有关。针对类似情况，我国于2005年改为以市场供给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与美元脱钩，降低了出口退税率。加工贸易的企业保证金由空转转向实转。外商企业和国内企业所得税两税合一。
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外贸形势：喜忧参半
李健列举图表和数据，演示并分析金融危机后我国外贸走势。他指出，2008年10月份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下滑，政府及时调整对策，积极扩大内需，加大投资，刺激消费，人民币重新与美元挂钩，调高出口商品退税率，进出口规模不断回升，现在已经恢复到了2008年以前的最高水平。2009年我国外贸虽然面临了持续一年的下降，但下降幅度远小于全球下降幅度，进出口总额2.2万亿美元，同比下降13.9%，出口超过德国跃居全球第一。2010年前7个月外贸出现较快恢复性增长——进出口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40.9%。其中出口增长35.6 %，进口增长47.2%。当前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均实现了较快恢复性增长，沿海外贸大省、传统优势商品、外商投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出口均表现良好，对新兴经济体出口增长快于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增长。他预计，今年全年进出口将超过2008年2.56万亿美元水平。
但是，李健提醒大家问题依然存在。虽然世界经济正逐步复苏，但由于这次危机是经济全球化以来经济结构性问题引起的，结构调整并非朝夕可就，不调整好全球经济结构，复苏基础就不稳固。
全球贸易已经企稳回升，但需求拉动使大宗商品价格回升得更快，由于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大量资源进口，资源价格很高又有波动，而出口商品多是机电产品等，“出口不能提价，进口价格很高，就造成我国很多企业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地，在夹缝中生存。”经济复苏过程中，激烈竞争使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剧。
另外，今年上半年，经济复苏期的需求转旺和“补库存”需要促使外贸企业订单迅速回升，而去年较低的基数显得今年同比增长高，未来这些短期因素将减弱或消失。汇率方面，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恢复“浮动”汇率，与美元脱钩，缓慢升值，但未来随着贸易顺差扩大，仍存在一定升值预期。
李健指出我国经济结构出现的变化，“用工荒”在较大范围出现，运输、资源等成本提高，加上国内消费刺激政策，导致出口成本全面、迅速上涨，他预计，今年我国进出口增速可能前高后低，全年可能达15%上下。
后危机时代应怎样保障经济和贸易安全？李健认为，我国应融入世界经济，参与社会分工，各国经济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协调政策。他进一步指出，经济安全指一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实力处于不受威胁的状况，国家的经济主权不受分割的状态和能力。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一国经济主权也要有条件地转移一部分，比如我国加入WTO后，政府采购、资源开发、投资等都要受协议约束，这是为了得到更大的利益，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关系。他赞成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王以铭教授的观点，即经济安全问题更侧重于战略上和整体上的考虑，应该防范全球性的系统性的风险，对国际国内经济、贸易和金融等方面的基本形势、格局、体制和规则的变化有透彻了解。相关部门也应运用国际贸易规则维护经济安全，如商务部已成立公平贸易局和产业损害调查局。
李健总结出经济危机后我国外贸面临的风险：由于我国出口，尤其是中低端产品，占发达国家市场很大份额，所以对方的需求一旦下滑，我国就遇到很大市场风险，去年就下降了10%；美元、欧元汇率的大幅度波动；大量银行倒闭造成呆坏账带来的支付风险等。
他还指出，近年来很多企业发展是靠出口“量“，薄利多销，只靠几个大客户，但经济危机压缩了客户订单，迫使企业建立自己的营销队伍，开拓中小客户和新市场。另外，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的大趋势下，传统路径面临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和碳排放约束，保护主义泛滥等风险也很严重。
因此我国出口产业面临加快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的抉择，新的技术进步将推动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推动我国产业升级，我国原有的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低廉的优势弱化，但新的综合竞争优势正在成长，通过技术进步、市场细分、延伸产业链，实现内涵和集约型增长，通过中高端产品靠质取胜仍大有潜力。企业需要面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扩大生存发展空间。
李健接着分析汇率机制改革的影响。经济危机之后，不受有效监督的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体制暴露出问题，要求以国际货币多元化和货币体制改革来制约美元的呼声提高，这有利于全球经济结构调整。主要货币发行国之间的力量消长决定货币体系的未来，危机之后国际货币体系将在制约与抗衡中发展。
他认为在一段时期内，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不会被动摇，美元仍是主要结算、支付货币以及储备货币。但是，由于实体产业空心化等因素，美元汇率中长期有一定程度地贬值的要求，暴跌的可能性不大。
他谈到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时说，我国汇率政策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多次调整，现在恢复到浮动汇率体制，但是从中长期看，人民币不会再回到盯住美元的稳定状态。我国将转向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盯住一揽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
他将知识产权比作市场经济的护照，许多企业因为没有自主知识产权而受制于人，技术性贸易壁垒（TBT协定和SPS协定）是国际贸易的安全阀，也是保护主义的合法外衣。他说：“知识产权和技术贸易壁垒都是双刃剑。”保护过度会影响自身技术的进步、推广和限制企业的竞争动力。
他指出，出口企业成长要突破低附加值代工模式，就必须拥有自己的商标、专利和专有技术，必须拿到技术壁垒的通行证，既要突破别人的壁垒，也要学会用它来保护自己。
李健总结出，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第一大目标，我国外贸摩擦对象由发达国家扩展至发展中国家；受影响产品由劳动密集型蔓延至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及服务产业；形式由反倾销发展到两反两保，即反倾销和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殊保障措施（尤其是特殊保障措施，外国可以中国经济增长过快威胁自身发展为由提起特殊保障措施诉讼，通过后征收惩罚性关税）、知识产权、汇率、经济和贸易政策；影响面和涉及金额也在扩大，受害者由少数企业发展到全行业。
针对这些情况，他提出了对策：“四位一体”机制应对保护主义的机制；行业要加强协调，提倡有序有节奏地进入目标市场，避免一哄而上；企业要有遵纪守法意识，“我们作为第一出口大国，要反思自己企业的行为方式，我们要赚钱，也要顾及别国感受。”避免中国威胁论抬头，摒弃低价竞争的发展模式；遇到保护主义要积极应诉，据理力争。在国际市场，不鼓励不具有一定经营规模优势的小企业进入乱打乱撞，保证国际经济秩序和国家形象。
从中长期看，新经济体发展迅速，几十亿人口的需求市场的压力，世界资源、能源的供求将日益趋紧，同时资源、能源不可再生与需求的刚性扩大，决定其价格长期呈上升趋势。国际市场上对资源、能源的竞争十分激烈。我国如按传统工业化和贸易路径发展，必然大量依赖进口资源、能源，包括海洋运输，不得不受涨价挤压，处于被动地位。
他指出，国际碳排放约束越来越强，碳排放价格将越来越高。经济危机后，发达国家可能采取单边限制高碳贸易措施，由于环境问题不容忽视，国民的环保意识增强，国内碳排放自我限制的压力也很大，“十一五”计划的目标是单位GDP碳排放量下降20%，今后与之相关的碳核查、碳标识、碳关税等是大势所趋，如果不注意这一点，我们的出口需求就会受到外国相关政策壁垒的压力，难以实现稳定增长。
“这是挑战，也是机遇。”李健认为，低碳贸易将是巨大的市场。我国将从国际竞争变局中获得更多合作机会，从减排定价机制创新中获得节能环保技术、资金支持，带动新能源产业的调整进步，从新一轮技术革命和迅速扩张的低碳产品市场中获得更大增长空间。他还列举美国90年代IT产业零关税政策做类比，指出我国企业有规模优势且技术需要提升，和外国进行技术合作推广的空间很大。
广东省更有实力应对贸易安全问题
李健谈到广东省的贸易形势与安全。他说，广东是我国外贸第一大省，进出口占全国近三成，增速长期列全国前茅，出口占GDP的63%，珠三角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广东也率先暴露出一些问题。土地、劳动力、资源和能源成本持续升高，尽管广东最低工资标准已调整至全国较高水平，仍然面临用工难。广东还是贸易摩擦的重点地区，和周边国家和地区低端工业制成品出口的竞争激烈。同时，金融危机使许多企业认识到国内市场的重要性，单纯外销向内外销并举转变并创造了很大产值，加强区域合作，开拓新兴市场，通过资金、技术、先进经营机制的优势，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双向发展，外向型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这些都是广东外贸发展机遇。
他接着列举数据说明近年来广东省积极推进外向型产业转型升级的表现，在出口商品总额中，机电产品出口占70%，高新技术产品占38%，高附加值产品比重增加；香港、美国、欧盟、东盟和日本是前5大出口市场，新兴市场成为新增长点；进出口总额中，外商投资企业占63%，国有企业占15%，私营占19%，私营企业成为增长生力军；在进出口总额中，一般贸易占31%，加工贸易占58%，一般贸易增长加快，增幅高于全国。
“入世”以来，与广东省出口产品有关的贸易摩擦增多，占全国1/3，涉及广东省有优势的纺织品、鞋类、家具、玩具、建筑陶瓷、铝材、水产品等大宗劳动密集型出口商品。
他分析，摩擦的主要原因一是广东省出口量大，对一些贸易伙伴威胁大，二是无序竞争，三是一些地方性政策措施不规范，地方政府隐性补贴使企业可以承受压价成本，授人以柄。而技术贸易壁垒成为第二大障碍，广州市76%的出口企业遭遇过技术壁垒，广州每年因此所受损失超过十几亿美元。
随着进口快速增长和国内消费者维权意识提高，进口商品质量、安全、卫生问题也日益引人关注。李健指出，作为最大外贸口岸，广东应不断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各类企业要适应更高更严格的技术标准要求，加快技术进步和产品升级换代，利用技术贸易标准保护自己，同时突破限制，突破市场。
在低碳经济问题上，李健指出，广东省碳排放量大，碳排放任务艰巨，广东省外贸依存度高，而出口产业中，能耗物耗和污染较高的石油及化工、建材、汽车所占比重近年来有升高趋势，广东节能减排压力大，同时因为广东经济规模大，一旦调整好经济结构，达到减排目标的潜力也很大。他肯定了广东的先行优势，包括资金、技术和人才实力，以及对外开放的先行区位优势，在利用新能源技术、发展低碳经济方面起步早，与欧美先进水平差距小。还有省委、省政府重视，国家各方面政策鼓励和支持，积极建立低碳产业园区，培植低碳产业市场，推广低碳消费模式等。
李健十分赞赏广东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腾笼换鸟”策略，他认为从中长期看，这为广东经济转型和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同时，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结构保持平衡，跨境贸易人民币试点，服务贸易和服务外包等工作也形势良好。他相信广东企业通过转变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商品附加值，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将更有基础和实力维护好经济贸易安全，获得更大发展机遇和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