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前4月宏观数据普遍向好、整体经济运行平稳的态势下，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开始进入人们视线，引起媒体及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5月初，工信部要求各省市主管部门开展中小企业融资情况调查，涉及资金缺口、民间信贷实际利率等16项内容；与此同时，全国工商联也已耗时2个多月对广东、浙江、江苏等16个省进行系统调研，结果发现，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的状况，可能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更为艰难：除了长三角已出现大量企业停工、半停工局面，温州老牌企业三旗集团、波特曼、江南皮革等接连因资金链断裂而破产倒闭的消息更引发了舆论对中小企业现状的忧虑。事隔两年多，中小企业危情再度浮出水面，是否意味着企业生存环境再度出现了恶化？
与金融危机时接不到订单的情况相比，时下，外贸出口并没有明显萎缩，企业订单仍较为乐观。然而即便如此，在通胀、人民币升值、拉闸限电以及用工荒蔓延的背景下，中小企业“活”得并不轻松，缺工、缺电和一个劲上涨的原材料致使企业利润越来越薄。在温州市经贸委监测的眼镜、打火机、制笔、锁具等35家出口导向型企业中，今年前3个月亏损的占1/4多，仅三成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利润率超过5%的企业不到10家。成本不断攀升，企业不借钱开不动机器，但雪上加霜的是，借了钱又还不起利息。本轮调控至今，央行已经连续4次加息、10次提高存准率，持续调控的累积效应开始逐步显现，银行利率表面上是6%到7%，实际上早已超过10%。不仅如此，趋紧的信贷额度还导致民间借贷利率一路走高，3月末，温州民间借贷利率水平为24.81%，折合月息超过2分，再创监测以来的历史新高，银根紧缩使得中小企业资金链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表面上，中小企业正在陷入新一轮危机，持续紧缩的货币政策就要因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背负“千古骂名”，但追根究底，眼下的危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上一轮国际金融危机的“再危机”表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福卡曾不止一次撰文给出“金融危机将长期化、扁平化、隐性化”的走势判断，主要依据在于，金融危机本质上是市场经济原罪“过剩—蒸发”的正常表达，而各国前所未有的“注水”救市政策、经济刺激举措反而让本该淘汰的落后企业有了喘息之机，产业升级被人为地推迟，过剩产能得以延续。但“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一旦潮水退去，问题还在那里，那些“裸泳的人”只能继续完成其未竟的平仓、调整过程，人为对抗危机、对抗规律的结果却一再延长了危机的冲击。另外，各国“发票票、吹泡泡”，还形成了以房地产和资本市场回暖为主的恢复性反弹，造成虚拟与实体经济结构的愈发失衡。资本运作收益胜过主业，一些制造、外贸领域的中小企业甚至不惜采取低价竞销或略微亏损方式，把企业产值做大，然后凭借“虚胖”的业绩去银行贷款，再把资金用于房地产和私募投资、民间放贷等。然而，这样的“投机取巧”在银根宽松时没什么风险，一旦流动性收紧、资本市场乱象丛生，无疑就弄巧成拙、万劫不复了。
中小企业眼下的危情显然可以追溯到2008年那一场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但同样不可回避的是，随着中国向工业化、市场化的纵深迈进，中小企业面临着被边缘化的阶段性宿命。其一，经济“越来越重”挤压小企业生存空间。由于金融危机后，国企在资源能源领域加速“跑马圈地”，上游高载能产业持续高速发展，重工业化比重不断上升，前4月，仅化工、建材、钢铁、有色四大重点行业的用电量就占到全部增长的三成以上，导致能耗居高不下，电荒蔓延，而这正是中下游制造企业陷入困局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二，“再市场”需要看得见摸不着。市场化改革前30年，商品经济从无到有，基本生活需要从短缺到饱和，无疑给了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绝佳的生存土壤，然而金融危机不仅宣告了中国过度生产低端、基本物质产品的终结，更给予了中国从生存需求向发展需求进阶的历史机会，即开拓、激发在高铁、大飞机、大型成套机械设备等方面的市场需求，而这将是生产类似纽扣、打火机、拉链的中小企业无法企及的。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民营企业经济大省，浙江希望“十二五”期间通过海洋经济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但项目主要集中在资金、技术、人才准入门槛都较高的重化工、装备制造行业，目前来看，除了万向、广厦等少数规模民企有可能参与之外，浙江大部分传统企业只能“望洋兴叹”。
“再危机”的冲击也好，“再市场”的无奈也罢，问题的严峻性似乎在于，“如果目前的银根紧缩政策不改变，如果政府再不出手相救，今年下半年，国内存量中小企业中的40%将会半停产、停产甚至倒闭”，但政策转向真能力挽狂澜？且不说国内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歧视早已根深蒂固，就连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美国，两年多来一直奉行量化宽松以及创造就业的凡周期性政策（扩大基础设施投资等），刺激的效果也并不明显，没有中小企业的复苏、吸纳，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工人处于失业状态的平均时间如今甚至达到了39周——有记录以来最长的一次。“宽货币”解决不了经济失衡、社会转型的结构性问题，更无法挽救中小企业于水火之中。
因此，中小企业与其等着政策普照，不如立马动手自我救赎。即扬长避短、避“重”就“轻”，挖掘自身灵活、个性化、创新性强的竞争优势，转向内涵及外延都极为丰富的服务性行业，其中既包括传统服务业的价值再造，如更为专业化的贴心的家政服务、更为高效的个性化的物流服务等等；更包括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新经济、以奇思妙想为源动力的文化产业以及以人性心理为对象的体验经济。同时，由于这些新兴领域属尚未被垄断势力圈过的地盘，借助网络、信息和创意，中小企业也能获得更大的自主空间。
站在政府的角度，与其纠结于政策的收与放（再一次维护过剩产能？），不如改变思路、自我变革释放量大面广的服务性生产力、焕发中小企业新的活力。首先，协调注册登记、财税、信贷、土地、科技等中小企业发展涉及的跨部门管理问题，提升部门服务效率与便利，除此之外，大部分服务性企业规模都很小，政府可推动这些企业与大学、社区及行业协会等第三方组织展开合作，也可利用税收激励措施，来推动中小企业改善服务、创新服务增值。长期以来，资本密集型大国企形成的工业品的供给（包括中间产品、资本品及最终消费品）远远大于其本身的消费，而大量服务性中小企业形成的服务性供给和消费能力不仅给前者带来对冲，或更将从一次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服务性行业的收入水平普遍高于一般制造业）上、从非物质消费的意识文化上，促动内需和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