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建党九十周年的风雨历程，总有那么些年份会被历史重点记录，总有那么些人和事会在历史辉煌篇章里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1978年就是这样一个年份，改革开放的浪潮便折射着这样一批人和事。
“小人物”的弄潮
时间倒回至33年前，1978年冬，安徽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严宏昌等18位农民以“托孤”的方式，冒险在全国第一份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实施了“大包干”。谁也不曾想到这一“按”，竟按成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份宣言。它不仅改变了中国农村发展史，也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史。
小岗村位于凤阳县东部的小溪河镇，“大包干”前隶属于梨园公社，当时仅仅是一个有20户、115人的生产队，以“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而闻名。“大包干”第一年，小岗村就发生了巨大变化。全队粮食总产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粮食产量总和；油料总产3.5万斤，相当于过去20年产量的总和；人均收入400元，是1978年22元的18倍。小岗村百姓的“生死契约”引发了巨大的思想震动，也引起了各方的争论和压力。然而，也正是这一年12月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中国经济正式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回过头来再次审阅这段历史，它不仅体现了平凡“小人物”的追求新生活的决心，更体现了党在改革道路上的坚决与果断。
随后，更多的“小人物”、平民英雄出现在了改革开放的潮流中。有上世纪80年代初的企业家，率先在企业打破大锅饭的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他学习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车间实行了“联产计酬制”——做多少衬衫，就拿多少工钱，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等一系列措施。在当时，这些做法在不少人看来，简直是“离经叛道”。但每破解一个矛盾，都必须创新；每创新一步，都伴随着尖锐的冲突——争议不可避免。幸运的是，这种做法得到了党中央的认可，1984年2月27 日，《人民日报》以《要积极支持敢于改革创新的干部》为题，并用“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按语”这种异乎寻常的形式，表示对步鑫生改革尝试的支持。自此，企业开始改革开放的浪潮。
也有改革开放之初，只认得自己名字却靠“傻子瓜子”闻名全国的年广久。当时，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面临一个很大的理论问题，就是私营经济的雇工数量到底要不要限制。如果不限制，显然是违反相关规定的。但是限制了，刚刚发展起来的私营经济很可能就会被一棒子打死。而此时的年广久，因为生意好，雇了12个帮手，显然已经超过国家规定的8个。“剥削”这顶大帽子悄然地扣在这个小个体户的头上，并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大讨论。此时，又是在党中央领导人的支持下平息了这番争论，并借助他传达了政府对私营经济的态度。这一次得态度，不仅改变了年广久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个体户、民营企业的命运。
在改革开放的紧要关头，总有一些“小人物”、一些平民英雄成为历史的创造者和见证人。这种“敢为人先”精神的背后，不仅有普通民众“过上好日子”的渴望、企业家“打破大锅饭”的创业冲动，也有在党领导下中国人民郑重一心走改革开放道路，实现经济繁荣富强的决心。
“大事件”的成就
中国经济发展不仅是一段改革史，更是一部开放史。特区经济发展的奇迹、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简称WTO）的权利与责任等，无一不诉说着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辉煌成就。
许多关于深圳的历史书上，总有这样的开场白：“深圳，从一个边陲小渔村，发展成为现代化都市……”这个“小渔村”，就是现在深圳罗湖区的渔民村。对25年前渔民村的贫穷，曾任渔民村团支部书记的深圳市人大副主任汤锦森记忆犹新：村民辛苦一天，收入只有8分钱。自从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渔民村便利用特区的经济政策，组建起运输车队、船队，办起了来料加工厂。到1981年，渔民村户均收入3．3万多元，成为深圳的第一个“万元户村”。随后又按照小平同志“共同富裕”的要求，渔民村的村民们用土地积累的资金转产、转业，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由此诞生了中国农村最早的股份公司。发展到如今，令人感到振奋的是罗湖区的集体股份公司已经有了20多亿元的净资产。经济特区的开放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的第一步，深圳渔民村见证并参与了这一步的跨越。
在开放的道路上，走市场经济道路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的一个关键因素。1978年中国97％的商品依旧由国家按计划定价，可到如今，除了燃油、电力等少数价格仍由国家控制外，95％的商品价格已经由市场决定。它不仅丰富、活跃了国内商品市场的生产与消费，更是为中国参与世界经济的竞争奠定了基础。30多年来，中国对外打开大门，利用外资近万亿美元，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了100多倍，人民储蓄增长了700多倍。正如原国务院体改委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认为：“哪个地方发展了商品经济，哪个地方就富。”
经济特区的开放，市场经济体制的实施，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提高经济市场自由化程度。在此过程中不得不提的就是中国加入WTO这一壮举。过去十年，中国不仅实现了经济发展的目的，进出口总值激增近4倍，出口总额一举超越德国成为全球出口第一；也履行了WTO所规定的义务，关税水平明显调低，平均将至9.8%。入世提高了中国市场的开放度，激活了企业的热情，加快了中国与世界接轨的步伐。
“风口浪尖”的隐忧
当然，改革开放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国经济改革也不例外。以往一些推动经济发展的因素，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情形下逐步成为拖累经济的包袱，比如粗犷型的发展方式；以往一些约定俗成的社会底线，在快速消费时代一次又一次被突破，比如诚信；还有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等问题在发展过程也逐渐被推向了“风口浪尖”。
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经济各项指标总能超额完成，但环境指标却年年欠账。中国的大气污染很严重，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占了16个。中国能源大部分是煤，能源总产量的70%左右是煤。换句话说，中国经济发展是建立在资源大量消耗、环境严重污染的基础上。最近全国大部分地区“电荒”加剧，就折射出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华北电力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教授黄其励认为：“表面上‘电荒’是由电煤不足、水电乏力引起，但根源上是由粗放的能源发展方式导致。”可见，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已刻不容缓。
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文化等方面建设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文化建设特别是道德文化建设，同经济发展相比仍然是一条“短腿”。温家宝总理一直在强调要在全社会大力加强道德文化建设，形成讲诚信、讲责任、讲良心的强大舆论氛围。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但从制贩假药、假酒，到三聚氰胺事件，从 “瘦肉精”、“染色馒头”再到“回炉面包”、“牛肉膏”，中国食品安全恶性事件的频频出现，反映的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诚信的缺失，民众道德的滑坡，更反映了中国诚信体系的不完善。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不应只在于事后的补救，更应该注重事前的引导。
贫富差距扩大也是伴随经济不断发展而逐步凸显的一个问题。人们对它的关注度似乎更高，不仅仅因为涉及到了民众自身的直接利益，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对中国目前贫富差距现状的担忧。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在短短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严重、收入差距超过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虽然“贫富差距突限” 在“合理的限度”只是一个模糊概念，但是显然，我国贫富差距较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每一代人都是历史的承前启后者。回顾过去已经取得的成就，我们需要有再接再厉的信心；面对现在面临的问题，我们需要认真反思，积极面对。小平同志曾经说过：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在建党九十周年即将来临之际，虽然时代背景、国际国内环境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只要我们坚定信念，坚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就一定能创造新的辉煌。正如小岗村村委会副主任关友江说的那样：“只要将改革进行到底，小岗村的未来一定会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