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在党成立至1927年这几年间,由于党的力量还很小,没有自己的根据地,更没有经济实体,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面临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打军阀的战争,经济上基本依附国民政府,谈不上什么经济建设和经济安全。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在全国实行白色恐怖政策,中国共产党人纷纷由城市转入乡村,建立各种形式的红色革命政权。为了冲破国民党对苏区的经济封锁,保护苏区的经济建设和经济安全,活跃苏区经济,巩固革命政权,党在不同时期根据地斗争中先后成立工农银行,发行了货币,稳定和繁荣苏区经济建设。党开始在革命根据地,以发展经济和保护根据地经济安全为目的土地改革,发展生产、减租减息、建立金融机构、发行货币等等一系列发展经济建设的手段,来确保根据地经济安全运行。这里主要介绍革命战争年代根据地的经济政策制定、货币发行和大生产叁件对根据地经济影响巨大的事情,说明党在战争时期是怎样抓经济建设和经济安全这一中心任务:
一、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政策与经济大纲的确立
早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为了适应农民运动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需要,党在1927年《对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一文中,即倡导如果为农民谋利益,必须建立自己的金融事业,指出农民发展经济的困难在于“缺乏资金”,因受高利贷盘剥而“负债济生”,并尖锐指出解决办法只有“国家为之筹设调剂机关”。1927年底,海陆丰工农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红色革命根据地,成立了海陆丰工农苏维埃政府,实施了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和土地,分发给农民,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做到“土地之一切试用权、收获权、享受权均由耕种者完全所有的做法,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极大地激活了农民的生产欲望、发展生产,保证了根据地经济安全”。党在这个时期依据当时的环境、制定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有利于工农兵的政策,同时创建劳动银行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苏区发展经济建设,确保经济安全的尝试,为以后在各个根据地提供了宝贵经验。
革命战争年代,根据地的经济支柱主要是农业和一些小手工业,其担负着支持革命战争和满足人民生活的重要作用。因此毛泽东主席多次围绕农业的重要性来制定各项经济发展政策,制定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并适时根据情况进行调整。1934年在井冈山时期毛主席就指出:“革命战争时期,经济建设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1942年毛主席又进一步指出:“应确定农业为经济建设的第一位工作,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及畜牧业为第二位,商业则要放在第三位”。在确定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后,一切政策也随之而定,如1928年12月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切土地经苏维埃政府没收并分配后,禁止买卖”。这里的没收一地土地,包括贫下中农自己的土地,也打击了底层农民积极性。1929年4月毛主席及时对此作了修订,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工农兵代表议会政府所有,分给无田地及少田地的农民耕种使用”。1931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的通告指出,必须使广大农民在革命中取得他们唯一热望的土地所有权,才能加强他们对于土地革命和争取全国苏维埃胜利的热烈情绪,才能使革命战争更加深入,在革命战争初期,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首先制定并在实践中不断调整、修正经济建设的方针和策略。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个体农业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是与敌占区或国统区农村相比,农业生产力得到了大幅度解放的标志。根据《中国经济史》提供的数据表明,中农经济是抗战时期农村个体农业经济中发展得最迅速的力量。大量的贫农、雇农迅速上升为中农,使中农经济比重急剧增加。1940年初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这是使根据地农业生产力获得解放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此后,土地农有的政策越来越稳定。到了解放战争期间,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随着土地改革的进行,个体农业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多种成分中的作用得到充分显示,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回顾根据地个体农业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结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土地政策,在逐步消灭封建制度的过程中,始终保留了个体农业经济,并使它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根据地农业中集体经济的成长壮大,是中国共产党正确政策的鼓励和培育的结果。
二、创建革命根据地金融机构,建立属于工农群众的银行
1928年2月18日,中国共产党在第一块红色根据地海陆丰召开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建立海陆丰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并在会上成立党的第一个经济委员会。2月20日,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发布第四号令,“决议建设劳动银行,使工农兵在推翻地主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有此借贷机关,得以从事生产,发展社会经济”。海陆丰劳动银行建立,是中国共产党为根据地经济建设和经济安全而必须确立的手段和措施:一是从马列主义的理论上证实苏维埃政府创办银行方便苏区物资流通,活跃苏区经济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二是更重要地实现这种可能性,开创了中国革命金融事业的先河,在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经济安全和货币发展史上取得丰富实践经验,为以后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江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陕川革命根据地建立金融机构提供经验。1931年11月27日,成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项英和张国焘为副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了《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其中规定:“为了统一货币制度帮助劳动群众,苏维埃应开设工农银行,并在苏维埃区域内设立分行,发行货币”。随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1932年3月成立,由毛泽民任行长,同年7月,开始发行纸币、铜币和银币。发行货币,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政权的存在和其经济实力的体现,也是保卫这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建设和经济安全的必要手段。江西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成立,也带动了国内其他苏区分别设立苏区银行,对国内红色政权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作用。
根据史料记载,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后,发行货币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以国家银行名义发行的货币,在中央苏区所属的江西省、福建省和后来成立的闽赣、粤赣等省流通使用,因为在第三次反围剿后,这些苏区已连成一片;二是以国家银行某省分行各义发行,如湘鄂、川陕苏区等,因为这些苏区根据地还被分割,只能单独发行;三是以某省苏维埃名义发行,如浙赣省银行等,这些苏区银行基础一直比较好,因苏区被国民党分割等原因没能划归苏维埃国家银行。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为了独霸中国,发动了第二次国内战争,时至1947年,人民解放军开始战略反攻,至年底已经歼灭了国民党112万军队,国共两党的势力对此发生了根本性转变,随着解放区不断扩大,全国解放指日可待,在经济建设方面,建立全国统一的银行和货币势在必行,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筹划下,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正式成立,并发行了第一套人民币,第一套人民币的发行为稳定解放区经济,支援全国的胜利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套人民币的发行和流通跨越了新中国建立前后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在发展新中国的经济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也紧紧抓住经济建设和经济安全这一中心任务,与国民党斗智斗法,进行一场严酷的经济战争,最终保证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三、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坚持发展工农业生产,是保证革命战争时期经济建设和经济安全的重要手段
早期中国革命战争,是采用没收地主豪绅的资产,来解决革命临时经费问题,但在革命根据地建立后,除了制定政策,建立银行,再一个重要课题是发展工农业生产,来确保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期间,由于国民党对苏区和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加上苏区和根据地地处偏僻、人员稀少、经济落后,使之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要保证苏区和根据地财政收支平衡十分困难,因此,中国共产党一直把发展根据地工农业生产当作与打仗一样的大事来抓,其中最有名的便是毛泽东陕甘宁边区干部生产动员大会上强调指出:“要通过自己动手来克服经济困难”。号召各根据地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1940年5月,朱德总司令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后,一方面指导抗日战争,另一方面指导根据地的生产,除了开荒种地、生产五谷杂粮、瓜果蔬菜自给外,又提出利用边区资源,开展纺毛纺纱运动,以织毛呢、毛衣等来解决部队和人民穿衣问题。朱德同志又根据当时具体情况,写了《论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参观边区工厂后对边区工人的希望》等文章,提出:(一)、坚持独立资助、自力更生的方针,使边区财政经济由半自给达到完全自给;(二)、提高技术、发展经济、巩固边区,供给战争和人民生活需要;(三)、积极开发边区资源,发展以纺织业和盐业为中心的工业生产。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党在革命战争年代,从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朱德、彭湃等领导人,在艰苦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念念不忘的是经济建设和经济安全的问题。
当时的一句口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但激励了老一辈,在建国后,仍然激励了40后的我们这一代人,在经济发生困难时,更是鼓舞我们年轻一代投身祖国的经济建设中。当时的一首《南泥湾》歌曲,一直由几代人盛传至今,象征着革命精神代代传。在战争年代,有了党卓越艰苦奋斗精神,在恶劣的环境中抓经济建设,才创造南泥湾精神,使中国革命渡过了非常时期,才促使新中国的诞生。
(文:郑教治、陆浩/广东国际经济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