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说的穆迪指的是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该公司与标准普尔（Standard& Poors）、惠誉（Fitch Ratings）并称为“全球三大国际评级机构”。虽然一直到1975年，这三家公司才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认可为“全国认定的评级组织”（Nationally Recognized Statistical Rating Organization），但实际上，这三家公司已经在信用评级、分析研究、投资咨询等金融服务业摸爬滚打多年。穆迪公司的创始人约翰·穆迪，早在1909年就首创对铁路债券进行信用评级。
上述三公司在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均设有分支机构，旗下云集世界顶尖经济学家及分析师。他们利用其自身的技术优势和专业经验，就各经济主体和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大小所发表的专家意见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经济体的运行状况。据报告，这三大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已实际垄断了全球信用评级业，穆迪的评级包括了100 多个主权国家，全球所有参加信用评级银行中的80%及78%的公司，标准普尔则占有37%的银行和66%的公司，这三家机构垄断着世界近90%的评级市场。因此，称他们为“超级大国”一点都不夸张。
“为了赚钱我们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
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的市场表现却让人大跌眼镜，很少在危机发生之前“未雨绸缪”，却经常在危急时刻发布降级报告为危机推波助澜，不少国家和地区深受其害。
亚洲人对三大评级机构的印象可以追溯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在危机爆发前，国际评级公司未能发出任何警告。如果说用数量模型模拟真实世界的经济现象确实有困难和偏差，但对于泰国高达69.6%中短期外债（这一数值远超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视而不见就太过离奇了。危机发生后，穆迪在11月28日至12月11日的两个星期时间内，连续多次下调韩国外汇债券和票据的评级，导致韩元兑美元汇率暴跌、股市一落千丈、中型企业不断倒闭，为危机起到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
最近愈演愈烈的欧洲债务危机中，三大评级机构同样呼风唤雨。2009年10月中旬，希腊政府宣布将2009年预算赤字从之前公布的占GDP6%大幅上调到12.7%后，“三大”突然密集下调希腊主权信用评级，令希腊债务问题迅速上升为债务危机，引发并加剧市场恐慌。而之前，面对希腊长期“修饰”其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国际评级机构对此“毫无知觉”，一直给予其高评级。今年6月初，穆迪宣布把希腊主权信用评级从B1下调至Caa1，连降三级，使其与古巴的信用评级相当，并继续将希腊前景展望定为“负面”。这一信用级别调降令希腊财政蒙受巨大压力——不仅仅是因为主权信用评级的降低，还因为翻云覆雨的穆迪可以进一步下调其信用评级。
不少人认为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为美国政府掌握了国际评级话语权，使美国政府拥有了攫取他国利益的工具。此法其实并不准确，三大评级机构在美国的名声也并不大好。1992 年，加州保险司长控诉标普及穆迪先前给予倒闭的 Executive Life 保险公司不实且过高的评级，导致投资人遭受损失。影响最大的可能还是2001 年安然等一连串大公司出现财务欺诈丑闻，评级机构同样未能发出预警。
而在美国次级债务危机中，三大评级机构同样劣迹斑斑。据报道，早在 2006 年初，标准普尔等就通过研究证实，次级债购房者的违约率要比正常的抵押贷款高出 43 %以上，这与多年来评级机构所认定的两者风险相同的假设相去甚远，意味着大规模的危机随时可能发生。但随后这些评级机构并没有马上调低此类证券的评级，或者呼吁市场投资者关注其风险，而是等到一年多以后才突然大范围调低评级。评级机构对相关次级债产品不负责任的评级，是次级债危机大爆发的一大诱因。
无怪乎其公司高管会在会议里面爆出：“为了赚钱我们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
而在近期，“三大”与美国关系似乎越来越差。继标准普尔4月中旬宣布下调美国的评级展望之后，穆迪公司近期也宣布，鉴于美国白宫和国会在提高债务上限问题上的僵局，该机构可能考虑下调美国的3A主权债信评级。该消息拖累美国和国际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农行高级经济师何志成认为此举是“捅破美国政治这一最大的马蜂窝，不仅是挑衅，更是对美元的当头棒喝。”
夹缝中的中国评级机构
国际评级机构在国内的攻城掠池不仅仅让中国政府和企业在信用评级上受其牵制，还涉及到金融定价权乃至整个国家的金融经济安全。
2003年底正值我国银行业谋求海外上市之际，标普对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和外汇储备稳定增加的事实视而不见，宣布维持其 10年来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的 BBB级——“适宜投资”的最低限，并将 13家商业银行信用级别评为“垃圾等级”。这意味着中国企业海外上市遭受高昂的融资成本和沉重的财务压力。正如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巡视员、《信用评级与国家金融安全》课题组组长吴红介绍所说，长期以来，美国评级机构有意压低中国的信用评级，增加中国的海外融资成本。
一方面是国际评级机构的打压，而另一方面，本土的评级机构的生态环境很不理想。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推动短期融资券市场建设，形成了中诚信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上海远东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和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5家具有全国性债券市场评级资质的评级机构。自2006年起，美国评级机构开始了对中国信用评级机构的全面渗控。2006年, 穆迪收购中诚信 49 %股权并接管了经营权，同时约定 7年后持股 51 % ，实现绝对控股。同年，新华财经 (美国控制)公司收购上海远东 62 %的股权，实现了对该机构的直接控制。2007年，惠誉收购了联合资信49%的股权并接管经营权；标准普尔也与上海新世纪开始了战略合作，双方亦在商谈合资事宜。穆迪、标准普尔、惠誉三大评级公司也都曾与大公洽谈合资，提出对大公控股或控制经营权，但都遭到拒绝。
这样，目前我国仅剩大公始终坚持民族品牌国际化发展。在已被美国收购的评级机构中，中诚信、联合在全国各省均设有分公司，他们可以从事国内的所有评级业务，市场份额合计超过 2 /3以上。借助各分支机构，美国评级机构可迅速将触角伸展到全中国，直接或间接从事所有评级和相关业务，而中国却没有一家评级机构能进入美国评级市场。
国际评级机构在国内的攻城掠池不仅仅让中国政府和企业在信用评级上受其牵制，还涉及到金融定价权乃至整个国家的金融经济安全。众所周知，信用评级需要掌握大量的经济信息及资讯，这为国外机构窃取中国敏感经济数据和经济情报大开绿灯，使中国遭受核心商业机密泄露的风险。
财务专家、赛弥斯信用咨询公司副总经理蒲小雷认为，现阶段，我国需要从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高度，与世界各主要国家一起，依托G20、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平台，积极推进国际社会对信用评级机构监管规则的制定。使得新规则可以更多照顾到我国的利益和关切，逐步打破美国三大评级机构对资本市场话语权的垄断与控制，建立更加合理的国际金融和经济秩序。同时我国应加快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信用评级体系，培养自己的信用评级人才，培育民族信用评级机构。中国特色信用评级体系的建立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照搬美国的模式，必须走出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先见之明
大公国际的评级标准不同于三大评级机构，但这并不影响其在市场上的表现。
大公国际正体现了这一思路，这有助于我们打破对三大的迷信。与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的信用等级评判的标准不同，大公将创造实际财富的能力和自主偿债能力作为重要标准，强调国家的管理能力、经济实力、金融实力、财政实力和外汇实力等五大要素。基于此，大公对中、俄、印等国信用评级均超过美、英、德国。
今年一月，标普（S&P)下调日本信用评级时，大公国际早已将日本的债务评级调降至“AA-”。
去年11月，大公国际将美国的信用评级从AA调降至A+。直到今年4月标普将美国债务前景展望调降至“负面”。
对此，英国《金融时报》认为大公国际的表现“出奇地具有先见之明”。
（作者：饶磊/实习记者）
